文/绿衣
康有为（1858年—1927年），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自晚晴以降，国人的出洋旅行往往带着十足的目的——或访问，或考察，而康有为的十六年海外周游亦是如此——他虽是因百日维新失败而被迫“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但他“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仍然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
他认为晚清中国已经病入膏肓，必需有一位“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这位神农，他认为就是自己，而他的欧洲十一国之游则是“遍尝百草”，意图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自述称：“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
旅行对康有为，并非陌生之事。他幼时祖父和大伯常带他周游四方，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其所生长的岭南故乡，自明代中西交通之始，即成为了门户之一，如此种种在他心中种下周游世界之壮志。
1848年，徐继畲《瀛环志略》在福州岀版了初刻本（戊申本），后始得到海内士子们的重视。1874年，康有为17岁，“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康有为殿试卷，北京，首都博物馆。
1898年，因变法失败，康有为乘英国“重庆号”轮船南下，次日凌晨，奉命逮捕康有为的军队便包围了他京城的住处，将其弟康广仁捕杀。接着对他进行京津陆海大型搜捕，全国缉拿，谓“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
康有为被迫托足海外，作政治流亡者。他终于有机会亲身踏访那些纸上的国名地名，一一验证其上所记所载。
浮海居夷
起初，康有为落足日本，但1899年2月，迫于清廷压力，日本外务省赠与旅费，请康有为离境。他只得离开日本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此后，他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华侨冯俊卿帮他在加拿大购置了房屋，进行了装修，并给房屋取了一个名字“廖天室”。
此处岛屿众多，周边则是皑皑的雪山。康有为每天游一个小岛，泛舟吟唱，饱览北美的奇异风光。他还在墨西哥住了半年，认真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他对印第安文化尤为感兴趣。通过研究，他大胆推测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
但这一段时间，康有为的四处奔波还抱持着借助英人力量推倒那拉氏政权的打算，自比赴秦请援的楚臣，“本亟欲有所作为，行色匆匆间无心于观摩游览”。
康有为实际专注漫游世界的时间主要在1901至1909年间。因为此后革命之事日渐渺茫，而他羁留海外时日既久，心境亦开始趋于平复。“浮海居夷吾亦乐，花阴徒倚作桃源”（《槟屿月夜倚阑》）。
1901年夏，康有为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安居数月，闻中国局势，感到无力回天。他作诗谓：“人生若飞鸟，太空自飞没。踪迹皆偶留，长久同仓卒”。
1902年初，康有为在以产茶和小火车著名的印度大吉岭居住时，亦称此地可“异域年阑托隐沦”。他在大吉岭修筑草亭，名为须弥雪亭，居住了一年多，至1903年春末方始离去。
这里离喜马拉雅山不过80公里。他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在“世界屋脊”上走了9天，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
1903年，康有为回到中国香港。不久，康有为策划了一次欧洲之行，1904年，康有为自香港启行，从印度洋入地中海，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十一国”。
这次游历，他更多将目光放在所到之国的人文、风土、地理、民情。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思索、观点相比照，以寻找一适宜的政治之路给中国。
他这一路“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游历感触颇多，都记录在了后来出版的《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本书中。
欧游记
康有为1904年2月从香港出发，先去槟榔屿，短暂停留后，从槟榔屿到锡兰，换船西行，5月2日抵达意大利的布林底西港，然后游历那不勒斯、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14日离意入瑞士境，他在意大利待的时间也就两周，看的东西却不少。
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实际大半篇幅是在古罗马的建筑遗迹中悠游，他平生游踪所至，最关注古物保存，把古物古迹视作文教政俗的物质财富，可以“启发国人之聪明，感动国人之心志”。
康有为对比发现，中国宫室多以木构，而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善用石材，这使得中国的古建筑保存更为困难；古器文物更是“自周秦至今，大厄凡七，小厄不可数焉”，致使秦汉文明“无实形指睹”，进而教读不懂汉籍的西人过客“尊称罗马，而轻我无文”。
他游了罗马建筑，对于罗马的教堂建筑赞不绝口，说即使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若论壮丽，移于罗马亦不免郐下无讥了，但又写了一篇《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说他听说古罗马建筑妙丽，十分倾仰，这次来了才知道古罗马建筑不如《三辅黄图》《汉书》所述秦汉盛时。
看了摩色画（马赛克镶嵌画）与教皇像，他也能赏其美好，感叹中国的孔教甚少诸圣的专庙，然而随后话锋一转，谓：“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压愈甚，于是有千年之‘黑暗世界’”，认为孔子的理论“敷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
在游了罗马元老院旧址后，康有为则写了一篇《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的文字。这些游记文章大多是借题发挥，运用经验知识和所见所闻，纵论中国的历史、政俗，其中精华与糟粕杂陈，真理与谬误互现。
1904年至1907年间，康有为曾三度游瑞士，他的《瑞士游记》中对其境内的湖光山色称赏不绝。开篇即言，“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称其“四季宜人，夏则青草绿林，可以避暑；冬则危崖大雪，又能以大湖消寒”。
瑞士皮拉图斯山
康有为对此地很喜爱，甚至还注意到日内瓦等地的房价，或许表示他曾有长住此地的愿望。当时的康有为已与华裔姑娘何金兰结婚，她通晓英语，两人相偕游历欧洲，有家有室，想安定下来也不足为怪。
此后，他又经奥地利、匈牙利、丹麦，一路到了北欧国家瑞典，然后经荷兰、比利时至德意志。在荷兰，他参观游览了沙俄彼得大帝隐姓埋名、易服学艺的造船厂遗址，并购买彼得大帝遗像数十幅，寄赠国内友人。
不久，他去往巴黎，再游法国。由于1905年出版《意大利游记》之后，康有为事务繁多，原定继续写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游记都搁浅未成。直到1907年，才出版了《法兰西游记》，其中大半篇幅都在叙述法国大革命，以论证自己“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态度。
还是在1904年，康有为路过瑞典时，便被这里的风情吸引，他在游记中形容瑞典的美景时写道：“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
他这时手中颇为富裕，斥资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
据考证，为购买此处小岛，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几千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在瑞典生活期间，康有为走访了城镇乡村，参观了监狱和贫民窟，闲暇时到歌剧院、皇宫和公园走走。三年后，康有为离开久居的瑞典，又踏上行程，这次首先游西班牙南部古城，寻访伊斯兰文化的历史痕迹和残余风物。
1908年，康有为还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那天，他和女儿康同璧还在北欧冰海雪山间午夜观日出，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
二古国游历
康有为还曾寻访印度、希腊，他对于文明古国都很感兴趣，并在笔记中详细记述，加以评论，其内容一方面是对历史遗迹的赞叹与对悠悠古风的怀想，另一方面则伤悼于古国今日的文教衰颓。
康有为敏感于气候风貌，并认为文明气运的存亡是和气候与水文地理直接相关的，游历之时，眼前的故是今非的历史陈迹，也强烈地撩发起康有为的故国之思与人世兴废之忧惧。
康有为的印度和希腊之旅，分别留下《印度游记》与《希腊游记》，此二篇为他的古国旅行记中留存最全和记述最详的。古印度、古希腊是与古中国并驾齐驱的三种文明，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康有为并不仅仅是参观游览，描述风光，而是企图透过他自己的观察来对不同文明的发展作一估量。
1908年夏天，康有为最后一次旅欧归来，回香港省母，康有为行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等候黑海船期。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他昼夜都在某园的水榭旁闲坐消暑。
夏日中午的东欧公园，独憩于亭上，耳边只有鸟啼之声，数年来的舟车辛劳似乎已经离他远去，他作诗咏其心境，有“绝无人到忘身世，故国园亭梦似归”。这大概是一个常年游历在外的人，最平静安宁的时刻吧。
读中国书，游外国地
康有为海外沿途的见闻议论，集中代表了晚清一代“读中国书，游外国地”的士大夫之心怀和理想。清朝灭亡后，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文化知识和风俗掌故日益增广，无需借重这些海客瀛谈来了解世界，于是康有为的旅行记在当时大多未得以发表流传。
后来，蔡元培欧游归来，倡导带有文化复兴意味的“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欧游归来，抒写《心影录》，宣称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蒋梦麟数年后回忆清末民初之际的留学经历，反思“西潮”，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投去温情与敬意。他们多少承继了康有为旅行见闻中的基本思路，独行于流亡之途的“天游之民”，于此间当谓“道不孤”。
辛亥革命后，满清的皇权被彻底废除，康有为回国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在康有为漫长的流亡生活中，世界各地华侨的慷慨资助，成就了他周游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非凡经历。在中，他的游踪环绕地球三周，足迹遍布五大洲，访问了42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足迹曾至于亚洲喜马拉雅山、美洲落基山、欧洲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都有长歌题咏之作。
康有为为此自豪：“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的确，他的旅行时间之长、涉足之广，在他的时代当之无愧处于冠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