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是指以墙垣或走廊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所形成的院落。它的基本要素是：宅门、倒座、正房、厢房、庭院、围墙，其布局大多依中轴线左右对称，院内房屋的门窗全都朝向庭院。关上宅门，四合院即呈封闭性较强的整体。
考古资料证实，相对封闭的庭院式建筑布局，最早起源于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原始社会中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居建筑开始从半地穴式建筑逐步发展为地面建筑，具有一定规模的氏族聚落，形成了庭院式建筑的雏形。这种建筑，是一种为抵御自然界野兽的伤害及部族间的袭击而选择的具有保护功能的形式。在庭院内部，各个房间的分工则与原始社会的氏族崇拜、宗教制度等原始礼教有关。
根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在我国的夏代晚期，已然出现了具有四合院雏形的建筑。在今天河南偃师二里头保存着一座当时的宫殿遗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东部与北部之间缺了一个角，平面是略呈折角的正方形。从安阳殷墟遗址来看，商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四合院。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资料，则发现于陕西岐山周原地区西周早期遗址。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西周早期的建筑遗址，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从遗址来看，这一宅院为两进院落，在中轴线上依次为屏、门、院、堂、廊，东西两侧是庑，前堂于后室以廊连接。这一遗址，有“中国第一四合院”之称。
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后英房明城墙的基础下，挖掘出一处元代的住房遗址。这是一座大型住宅，分东、中、西三路。东路主院有正房与厢房。正房分前后两座，中间用廊连接，继承了陕西岐山凤雏村的建筑形式。
明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北京地区人口稀少，明政府下令从山西移民。20世纪80年代，据调查，在当时大兴县内的526个自然村中，有110个村庄的始住民是从山西迁移过来的。人口的流动，使民居建筑的样式受到影响，因此有说山西一带的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存在某种潜在的渊源。
明代，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建筑开始广泛使用砖瓦。封建宗法理念、砖瓦的广泛使用、北京的气候环境及城市结构、住宅传统等诸多因素，促进了以墙垣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的建筑形式被广泛接受。由此，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有倒座、正房、厢房、庭院、围墙及宅门，基本呈全封闭状态规制的北京四合院得以成型。
在封建时代，建筑物的尺寸和制式不仅仅决定建筑物的结构和样式，还联系着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明代规定，官民房屋 不得造九五间数，因为九五（九五至尊，《周易》乾卦九五的爻辞为“飞龙在天”）数为皇帝专用。明初规模最大的王府为六重院。清代王府改寝室为两重，共五重，正殿七间，后殿六间；六品至九品官，厅堂各三间，正门一间；百姓家宅正房不得超过三间。《大清会典事例》有关台基的规定为：“公侯以下三品以上房屋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至士民房屋台阶高一尺。”这些制式规定，在封建王朝是不可僭越的，若是僭越，轻者丢冠免职，重者甚至要掉脑袋。这些定制，决定了宅院及房屋的大小和高矮，同时也决定了胡同的宽窄和长短。
北京“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依照定制，胡同与胡同的间距为五十步（77.5米），这间距，也是四合院宅基地的进深。较大的四合院，其前门在胡同的路北，朝南开；其后门，在北面的另一条胡同的路南，朝北开。较小的四合院，则是两座占此进深——即其中的一院的宅门则在其后的胡同内，宅门朝北开。不符合这些定制的四合院和胡同，则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的增多及其他事变的因素，民间陆续修建不规则的建筑所形成的。
作为北京旧城基本元素的四合院，是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的居住者，多以血缘为纽带，在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宗法、礼教的影响下，住宅、寺庙、宗祠、官署、王府、宫殿等，都采取四合院的形式。此外，北京的四合院又有它的实用性。由于北京的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寒冷干燥，春天多风沙，夏天热而多雨，所以对外封闭，房屋的门窗全部开向庭院的四合院，除安全防护作用外，还有防沙、防寒、保暖、采光等作用。此外，在庭院里栽种花木，还可以营造比较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北京四合院，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为“基本型”，即一进院；二为“纵向连接型”，包括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甚至五进院；三为“横向连接型”，包括跨院式、两院并列式、多院组合式。其中，民宅里最具代表性的四合院的二进院。
北京四合院的基本型，即“一进院”，是由宅门、倒座、正房、厢房、庭院、围墙等组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