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交流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放的、传播与吸收并举的对外交流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文化的大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
三个国家同中国的南北政权都保持着经常性的来往，高句丽王、百济王曾多次受到南北政权的各种册封，派到中国的使节多达198次。由于往来密切，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以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创造的《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伽倻琴等乐器也传入中国。百济等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将自身和中国文化转向邻国输出，对东亚的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以后，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魏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遣难升米和朱市牛利来洛阳。从此到248年的间，两国使者往返达6次之多。南北朝时期，日本又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仅刘宋时期就有8次通过互相的往来和百济等国的转输，中国的文化传到了日本。据《日本书纪》卷一四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日本开始采用中国汉字。
4世纪时，不少中国的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厨师以及所谓“归化人”等移居日本，几乎带去全部的中国先进工艺技术。这一时期的许多日本古墓出土了与中国同样质地、造型、纹饰的铜镜、瓷器、陶器、金饰，经考证，这里面既有从中国直接输入的，也有东渡的中国工匠所造的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传入日本。梁武帝普通三年（5），中国人司马达笃信佛教，在日本大和国高市郡坂释田原地方结庵奉佛，宣扬佛教，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后来佛教经典和佛像又陆续从百济传入，日本信佛者日增。
日本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铜镜佛像图纹与中国南朝的完全一样，说明日本从中国江南还引入了佛教艺术。中国同南亚、东南亚的关系三国以后，由于海上交通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加强了。印度佛教的东来是引人注目的大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印度等国的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70多人。中国僧倡往印度等国取经的近90人，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国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名僧法显。法显三岁出家，虔试信佛。
降安三年（399年），他从后秦京师长安出发先后的得同伴9人西行取经。他历经艰险、越葱岭，经今阿富汗到了印度。他游历了印度各地，到达释牟尼诞生地迎维罗卫城（尼泊尔境内），在回国途中又到过子国（斯里兰卡）和那盛提国（印尼的苏门答腊），他西行取经前后经历了，回国时只有他一人。回国后，与刚来中国的尼泊尔高僧佛驮酸罗一起翻译他带回的大量佛经。又著《佛国记》，记述了古代中亚、印度、南海请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他对促进中国同即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黄献。
印度之部兰岛上的弾子国，六朝时和中国也有在来。东晋时子国国王剩利柯摩遣使到江南赠送玉佛，刘宋时将其放在瓦棺寺，与寺里原先所存的戴手制佛像，顾恺之画的维摩诸同称为“三绝”。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十ニ年（435年）及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子国均遣使来建康赠送方物。法显在子国还曾见到过西晋时中国制的白组扇。教文化中的子、塔等也随之逐渐传入中国。狮子，或称师子，是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献给汉室的“舶来品”。后来佛教文化也带来了狮子。
狮子在佛教中是神的化身，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狮子的花纹图案造型也反映在各种文物上面。六朝时期在墓前神道石碑、石柱上的装饰，各种青瓷器的造型，一些名画家如嵇康、戴逵、顾恺之、宗炳等的作品，都有狮子。后来经过发展，狮子形象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塔”字原不见于中国早期文字，为六朝时翻译佛经所创。其梵语音为“塔婆”，义为“圆家”、“方坟”，是用来埋葬佛教徒的骨灰的。
印度佛教塔传人中国后，其形式和作用逐渐发生变化：初以塔与庙结合，成为佛教象征；后来则慢慢与佛教脱离关系，成为点缀园林山川的建筑。其层数也渐由奇数变为偶数（当与中国古代宗教重偶数有关）。塔遍及各地，但已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建筑。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245～250年间，孙吴曾派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束埔寨）等国。
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传》，记叙了这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向往中国文明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据记载，这一时期，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来次。这时，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交趾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的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其国王多次接受南朝册封，前后二十余次遣使来华。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中国的灌溉用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越南的玻璃制造技术，这时也传入中国，使我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关系中亚、西亚与欧洲在两汉时期就同中国建立了联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地区除了通过“丝路”与中国北方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南方的广州、建康，北方的长安、洛阳，是当时的对外交流中心。广州号称“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而洛阳作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对外交流中更是处于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魏孝文帝到文宣帝时期，就有70多个国家派来使团146次（不包括东亚），其中既有西域各国，也有哒、大秦、波斯、拜占庭、天竺等欧亚国家既有各国使者、僧侣，也有学者和商贾。
当时北魏王朝对外实行开放和怀柔攻策，在洛阳市内还专门设有四夷馆、四夷里，分别作为安置东、南、西、北四方外族外域来附人员或胡商販客贸易之地。其中如大秦（罗马帝国）早在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就有商人秦论来到建业，受到孙权接见。“（孙）权问方土谣俗，（秦）论具以事对。”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又派使者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附近的东晋墓葬中发现七件罗马玻璃器皿，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的北燕冯素弗墓中也出土了有罗马造型和装饰技法的玻璃鸭形水注，类似的玻璃残片，在新疆也有发现，证实了当时大秦与中国交往密切。
同一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国的商人、使者也不断到中国来。北魏太安元年（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此后直至西魏双方信使往来不断。波斯还多次派遣使者至梁，同中国恢复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有关此期与中亚、西亚、欧洲贸易的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其中大量的是波斯萨珊银币。一枚银币边缘戳有一行联贴文字，说明有些银币是经哒而流通至我国。
还有拜占庭金币。墓中银币年代最短的离其铸造年代仅有左右，反映出当时交往的密切程度。通过友好往来，大秦等国的火浣布（石棉布）、水银、玻璃、药材和汗血马等捨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也通过波斯传入大秦。伴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西域的杂技百戏，如魔术、角抵、假面戏等在洛阳大为流行。西胡歌舞已登宫廷大雅之堂，并风行于朝野。日常用品、奢侈品中亦多舶来品，北魏以奢侈著名的河间王元琛家中有水晶钵、玻璃碗、玛瑙杯、赤玉卮等奇珍，“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由此可见北魏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仅十分活跃，而且受影响甚深魏晋南北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具有规模较大、次数频繁，而且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交流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