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企业家周苍柏：临终前捐亿万家产给国家，死后葬在八宝山
自中国步入近代以来，迎面而来的从来没有任何包容和欢迎，放眼望去只剩下满眼的屈辱和不平等，因为自身国力孱弱和外来资本势力的肆意横行，所以导致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更像是一部屈辱史。
有道是“民族兴亡，匹夫有责”，面对西方外来势力的武力侵略和血腥殖民，历来就有无数的爱国主义者一直奔赴在救亡图存的路上。
周苍柏老人于188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是近现代湖北地区难得的爱国实业家，这位周姓老人的平生就像父辈给他的取名一般“苍劲有力”，而他本人就像是一颗苍茫有劲的柏树，无论时代风暴如何斡旋民族磨难如何艰难，他也依旧用挺直的身板扛起了时代爱国主义的旗帜，是近现代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学习的爱国主义榜样。
周苍柏的祖父两辈以经营机器制造厂为生，他的父亲周韵宣更是当时武汉三镇之一汉口洋行（鼎孚洋行）的创始老板，因此对于拥有着如此优渥家庭背景的周苍柏而言，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时代为数不多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东家”。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这份独具优势的身份背景，才使得他之后有更大的能力为国家捐献黄金。
上个世纪末前后，因为近代民族爱国工业的发展，湖北武汉当时同样是国际比较知名的大都市，它的绚烂繁华虽不及东方魔都上海，但论起民族工业的分布和近代新式思潮的传播，武汉绝对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模范地区之一。
从小在武汉这种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周苍柏，一边接受着新式教育另一边也主动吸收了先进思潮，周苍柏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度过的极为充实，几十年的时间处处都书写着“刻苦努力”的字眼。
尽管他拥有极为优渥的家庭，他完全也可以像其他少东家公子哥那般坐享其成和坐吃山空，可他却用实力在证明和践行着自己的救亡图存的初心，刻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业，也是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正值一战尾声之际，已在美国某大学完成硕士学习的周苍柏毫不犹豫奔赴回国，他当时渴望利用自己多年以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经验文凭从政府谋得官职，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几十个军阀争相内斗，军阀混战的社会乱象让周苍柏不得不另谋救国之路。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以文以政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周苍柏还可以利用背景优势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于是周苍柏便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产业，而且还屡屡任职其他行业的高管，其人生辉煌的时候担任着数家产业的董事长，不少国人只是看到了周苍柏在凭着自己的努力步步向前，殊不知他一直在以救亡图存为奋斗目标。
1926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爆发，时任汉口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周苍柏听到北伐消息的那一刻，激动地说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为了积极支持北伐军队的这次行动，周苍柏最开始便不计报酬地向国民革命军提供了数10万银圆，紧接着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他甚至自作主张先行调配了共产国际援助的40万美金。
尽管北伐战争最终还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而告终，但我们应当深刻铭记住是周苍柏对这次革命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周苍柏仍旧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援助革命的事业当中，从淞沪会战开始，他先后共援助新四军数百两黄金，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新四军第5师的军火供应商。
除了援助新四军的数百两黄金以外，周苍柏不仅免费给新四军提供军火武器，更重要的还有不计其数的米面粮油和衣服，这些后勤物资同样也是不计报酬的。
为此民间甚至将周苍柏比作是“新四军第五师的衣食父母”，毕竟周苍柏真的用自己的所得供养着这支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之际，61岁的周苍柏老人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盛情邀请下，带着妻子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一起在这里共进午餐，周总理在餐会上极大地称赞了这位民族爱国实业家，并且代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周先生此前费劲心力建造的“海光农圃”交还给了他以作为周家的私产。
海光农圃回到周家之后，周苍柏老人为了感怀党和人民，决心要再将刚刚收回来的海光农圃无偿交付给国家。只不过饱受战乱摧残的海光农圃，已不再具备刚刚建造完成时的那般风光，于是这位已过花甲的老人便用尽了余生全部积蓄投入到了海光农圃的全面修缮当中。
等到1950年海光农圃风光重现之际，周苍柏便将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当时有人曾估量过海光农圃的价值，堪称是中国史上一次亿万家产的捐赠，当然如果立足于周老先生为国鞠躬尽瘁的价值观来看待这次无偿捐赠的话，那么这块海光农圃堪比无价。
1970年，时年82岁的周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感怀老先生对党和人民的革命贡献和建设贡献，国务院甚至亲自出面料理了老先生的后事，并将其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外出视察，本该乘坐软卧包厢。然而司令为了节省差旅费，和部下们一起坐火车硬座，替国家减轻负担。在间，司令只休过2次假，一共不到10天时间。
一件中山装穿了十几年，一件毛衣穿了二十多年，即使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老将军也不肯丢弃。清宣统2年，在庐陵县1户贫苦的周姓农家，1个可爱的男娃娃呱呱坠地。周家父母给儿子取名为周生珍，将儿子爱若珍宝，希望儿子可以平安顺遂度过一生。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周父突患急病身亡，周母被迫改嫁他人，只留下周生珍与奶奶相依为命。爷孙两人靠着乞讨为生，受尽了白眼，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周生珍四处流浪，看尽了旧社会的黑暗，体会到劳苦大众的苦楚。
民国，革命的思想传遍赣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了。这年冬天，周生珍听说了革命的主张，和小伙伴们一同报名参军，被任命为赣西游击队的排长。民国23 年，敌人纠集重兵，再次对瑞金苏区发动围攻。
为了保卫苏区，上级下达命令，周政委（时任红7团政委）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在战斗中，面对敌人潮水般的冲锋，周政委带头跃出战壕，对敌人发起了反冲锋。他率先冲入敌阵，挥舞着大刀左劈右砍，一连砍杀了十几名敌人。
有了周政委带头冲锋，红7团的将士们紧随其后，与来犯之敌展开白刃战。“狭路相逢勇者胜”，红7军将士们犹如“神兵天降”，杀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此战，红7团坚决守住了阵地，让敌人不能前进一步，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
1937年，陕北主力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不久后，周政委被任命为八路军冀中10分区司令，率部驰骋冀中平原。1942年，华北日寇纠集重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
面对敌强我弱，冀中10分区部队奉命突围，寻找机会歼灭日寇有生力量。在周司令的带领下，冀中10分区部队找到日寇包围圈的薄弱位置，掩护着群众们迅速突围。部队主力顺利突围后，周司令又在白洋淀里设伏，静待日寇落入天罗地网。
1支日寇搜索队闯入包围圈后，周司令抬枪就打，不到一刻钟便消灭了130多名日寇，又1次取得了大捷。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周司令又率部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在战场上屡立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周司令再次肩挑重担，担任了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在高射炮兵司令任上，周司令一干就是，没日没夜地为国操劳。间，周司令只休过2次假，总共不到10天时间。
对于周司令，他的儿女们曾有过动情的回忆，满是对父亲的无尽追思。周司令的儿子曾回忆：
“父亲曾对我们约法三章，要求我们：‘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我们全家搬进北京后，就住在1处平房内，男孩子们挤在1间不到8平的屋子里。即使家里居住情况紧张，父亲也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还有父亲对公车使用有严格要求，不准家人乘坐他的公车，不准任何人（包括他本人）用公车办私事。”
周司令的女儿则回忆：“我们姊妹小时候常常穿带补丁的衣服，有时被同学嘲笑，哭着跑回家。父亲告诉我们：‘红军战士就穿带补丁的衣服，穿带补丁的衣服光荣。咱们家的孩子不能比吃穿，要比就比学习、劳动，这样才是对的。’父亲说到做到，用身体力行教育着我们兄弟姊妹，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1件中山装穿了10多年，1件毛衣穿了20多年，直到衣服补丁摞补丁，也不舍得丢弃。”
从周司令子女的点点滴滴回忆中，我们就能勾画出1位严父形象，见证了周司令的一片赤胆忠心。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周司令接受组织安排，去往外地视察。按照周司令的级别，他本该乘坐软卧包厢，却让警卫员定了硬座票。
警卫员问：“首长，您为什么不坐软卧？这样方便休息一点。”周司令笑着回答：“现在国家还很困难，咱们能省就省，坐硬座已经很舒服了。”就这样警卫员买来硬座票，周司令一连几天舟车劳顿，完成了视察任务。
这就是严格自律、克己奉公的周司令，为了热爱的革命事业奔波劳碌了一生，把全部身心和时间奉献给革命工作，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赤心报国的光辉典范。
1951年,开国大将军王树声带团访问西张店村，一天，站在小溪旁，看到对岸的大娘，突然情绪就激动起来，穿着皮鞋直接趟进过膝的溪水中，嘴里喊着：“娘啊”，哭着朝河对岸的大娘踉踉跄跄地跑过去。
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大娘面前，边哭边喊：“娘，我是树声啊，我是政道啊，我回来了”。
一位开国大将哭得像个孩子，不仅把警卫员吓了一跳，还一头雾水，心想：“首长6岁丧父，9岁丧母，也不可能是继母啊？”
这件事情还要从20多年前说起，这位大娘叫周家姆。
周家姆原名程代英，1894年出生在西张店村的一个贫苦农家。
因为家境贫困，3岁的时候，过继给周姓远房亲戚，改名为周家姆。
16岁，与卖豆制品的小伙子王良喜相识，两人互生好感，结为夫妻。
王良喜其实是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组织的安排下，乔装成一个卖豆制品的小贩。
周家姆受丈夫的影响，对革命非常热情，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王政道，二儿子王政欢，三儿子王政乐，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取名王政齐。
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虽然清贫，却其乐融融。
直到有一天，噩耗传来，王良喜在黄麻起义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周家姆悲痛欲绝，她继承了丈夫的遗愿，继续走革命道路，家里是红军的联络点，常常给红军洗衣做饭，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红军干娘”。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周家姆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突然听到“啪，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就惊醒了，一骨碌爬起来。
周家姆透着门缝往外看：好多鬼子在外面蹦跶，嘴里还喊着：“抓住王树声，赏200大洋！”
就在此时，正在拼命摆脱敌人追捕的王树声正好逃到周家姆的家门口。
周家姆打开门缝，把王树声一把拽进屋子，就赶紧轻轻地把门关上，然后把王树声藏在家里的地窖里面。
敌人抓不到王树声，恼羞成怒，把全村人赶到村头的大坝上，扬言：“如果不交出王树声，就把你们全部杀掉！”
说完就准备架起机关枪开始扫射,周家姆突然大声喊道：“王树声在我家里！”
然后几十个鬼子跟着周家姆来到家门口，正准备进屋，周家姆装作特别害怕的样子说：“王树声带着双枪,这样进去说不定会吃亏。”
鬼子们一个个都缩着脑袋，也怕死，就对周家姆说：“那你进去，把他先骗出来！”
周家姆走进家门，悄悄地对大儿子王政道说：“你先冒充下树声哥，等鬼子发现抓错人，就会把你放回来的。”
儿子对母亲的话坚信不疑，就打开门走了出去。
就这样，周家姆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鬼子五花大绑地抓走了。
周家姆帮助王树声逃走后，就每天在家门口等儿子回来，她一直以为只要鬼子发现抓错了人，就会放了儿子的。
没想到，没过几天，鬼子就在河滩上杀掉了儿子，而且还残忍地砍下头颅，挂在柳树下示众。
张家姆听闻噩耗，就昏了过去......
大儿子牺牲没多久，张家姆就送二儿子去参军了，不幸的是二儿子在一次行动中，也残忍地被敌人杀害了。
几年后，成为师长的王树声千里迢迢来探望周家姆，刚见面就跪在周家姆面前哭着说道：“我的性命是您儿子的命换来的，以后您就是我的娘。”
临走时，王树声掏出几块银元给周家姆，周家姆没收，说道：“你要是真的感激我，就让老三和老四跟着你干革命，替父亲和哥哥报仇雪恨！”
王树声被感动地泪流满面，带着周家姆的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
几年后，周家姆的两个小儿子，也相继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从此就剩下周家姆孤零零的一个人。
王树声因为跟着革命军队南征北战，和周家姆也慢慢地失去了联系，但是王树声从来没有忘记周家姆，也从未放弃过寻找她，可是茫茫人海中，谈何容易。
直到1951年，王树声率团回乡，在一条小溪旁，看到对岸的一位大娘，情绪控制不住，穿着皮鞋直接踏进溪水中，嘴里喊着：“娘啊，我是树声，我是政道啊，我回来了！”
周家姆因为思念儿子，眼睛几乎哭瞎了，但还是通过声音辨别出是王树声，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痛哭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周家姆一直和侄儿生活在一起，王树声常常亲自或者派人来看她。
1956年，周家姆病逝，在她的墓碑山左边刻着亲人的名字，右边则刻着王树声的名字。
周家姆满门忠烈，她是烈士的母亲，也是所有红军的母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铭记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