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再见列宁]、[铁皮鼓]......说到德语电影，那其中必然有许多经典的战后反思电影。
战后德国对战争的思考与清算，几乎形成了一场文化持久战，时至今日还未见穷期。
电影[德语课]就算得上其中之一。
电影改编自1968年经典同名小说，取材自画家埃米尔·诺尔德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以一个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疯狂的时代。
萧瑟美丽的滩涂、海边燃烧的绘画、房子里海鸥的累累白骨......残酷的[德语课]故事在清丽的风景和考究的摄影中徐徐拉开序幕。
如果周末需要一部能让人静下来沉思的电影，[德语课]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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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易北河的一座孤岛，少年犯西吉·耶普森被关进单人囚室，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
在刚拿到这个题目时，西吉大脑一片空白，并不是无有可写，而是过往画面纷至沓来，竟一时无从下笔。而一旦动笔，就再也停不下来，痛苦的往事打开了一个缺口。
和小说一样，[德语课]有着一个“戏中戏”的文本结构。西吉写下了一摞纸的作文，也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体部分。
那是40年代的纳粹统治时期，年仅10岁的西吉和家人生活在有着美丽滩涂的家乡小镇。父亲是个严肃而冷酷的乡村警察，正时值希特勒颁布了一项禁止作画的命令。
他们说，绘画是病态的。父亲的任务便成了监视周围一个名叫南森的画家，禁止他偷偷作画。南森本是他的好友，也在幼年时代救过父亲的命。
但在被赋予的“职责”面前，父亲陷入了愈加扭曲的执着。
南森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其原型便是埃米尔·诺尔德。
为了重振并为最纯正的德意志古典艺术正名，希特勒当时对各种现代艺术进行了“大清洗”。
而诞生在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尤为希特勒厌恶，在他举办的具有处刑意味的“堕落艺术展”中，埃米尔·诺尔德的47幅作品当时还成为了主角。
三、四十年代，诺尔德的千余件作品曾遭到查封，画室被毁，他本人也被禁止作画。一直到1947年，他才得以重操画笔。
在这个美丽残酷的古典村落，南森眼睁睁看着自己过往心血被查抄没收。
看着过往的好友在自己生日宴上一脸平静地吼“我只是完成我的职责！”
看着好友的10岁小儿子与自己愈发亲近、偷偷藏画；看着大儿子从军中负伤逃回，却只能躲躲藏藏，直到被扭曲的好友再次送往军区(医院)。
这里的一切都是“病态”的。亲情、友情，正常的情感与人的情绪，在纳粹制度的执行者面前，早已被轻易碾碎。
原著里说，促使父亲每天上路执勤的，可能“不是勤奋，不是从业的快乐，更不是那项分给他的任务，很可能只是一种职业习惯”。
制服在身，全副武装，每天一成不变的同家人告别，垂着一张干巴巴、死气沉沉的脸，任何微笑、怀疑、赞成的表情都是很慢很慢的呈现出来。
为了抓住还在偷偷画画的画家，父亲会让10岁的小儿子西吉故意去接近画家。哪怕只是违反了“暴雨天必须待在家”的禁令，小男孩也要挨一顿打。
因为父亲的教育告诉他：“有用的人必须懂得服从。”
父亲不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自己甘愿活成了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是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杰作。被翻译成20种语言，广为流传，甚至与格拉斯的《铁皮鼓》齐名。
1979年[铁皮鼓]电影
电影[德语课]的气质自然大部分来自于原著的质感。保留了第一人称，从小男孩视角的叙事，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情感色彩，同时保留了原著的文学色彩。
或许正是一个懵懂孩童的视角，才让这个故事显得愈加残忍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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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完成我的职责！”父亲嘴里的这句“辩白之语”，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
在同题材的[朗读者]里，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中年女人汉娜，最喜欢的就是躺在15岁少年怀里听男孩为她读书，朗读狄更斯、海明威或是马克·吐温。那时候，阳光明媚，一切安好。
但也是这个看起来平凡、认真的女人，她曾是为纳粹制度服务的集中营看守。
在法庭上，被讯问为什么做了纳粹帮凶时，她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还有那个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的著名官员。
艾希曼中校的官阶不高，他的工作是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方案。他的双手，沾染了数百万犹太人的鲜血。
然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庭审后，却发现，艾希曼和舆论宣传描绘的那个极为邪恶、罪大恶极的杀人狂魔完全不同。
他中等身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
他为自己辩护，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成为刽子手的动机也无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纳粹官场上爬得快一些。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平庸的恶”概念。
康德曾说，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
阿伦特却说，不对，因为无思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不思考，让人更容易犯下罪恶。
纳粹制度让个人成为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他们甘愿放弃了自我和价值判断，迫不及待将自己扔进集体里，成为面目模糊的一员，“服从成为美德”。
恶行并不神秘，只是一种冷漠。
不论是[朗读者]的汉娜，[德语课]的父亲，还是艾希曼本人，他们都是普通人，然后再成为恶的代言人。
网飞也曾有过一档真人秀节目《达伦·布朗：就范》，一场关于“平庸的恶”的心理实验，用72分钟能不能让一个普通人变成“杀人犯”？
从设置情境、到树立权威、再到对实验者的服从训练，几乎就是恶行的情境模拟。四个实验者中，最终有三个都做了和[德语课]父亲一样的选择。
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
而在此基础，[德语课]还走到更远。不仅是“平庸的恶”，还有“后遗症”的问题。
第三帝国败亡，“禁画令”取消之后，父亲仍然在严格而枯燥的执行着曾经搜寻并烧毁画作的命令。小儿子长大之后，仍然在努力从父亲手中拯救画作，甚至不惜偷窃画作。
一个毁画，一个偷画，他们都陷入了某种病态的战争后遗症中。
西吉成为少年犯，便是因为持续的偷画。而他所受的惩罚，某种程度来说，又全部来自父亲的作为。
西吉一代固然无辜，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父辈一代作为所带来的梦魇。下一代人仍然有责任怀疑、诘问上一代。
这也是西格弗里德·伦茨写作《德语课》的反思和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