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锺正修老师题字
我在周浦镇小学读书的时代（1955——1961年）
1.我读周浦镇小学时的三位班主任
周浦镇小学1907年创建于周浦镇东八灶朱氏宗祠，说起来有点名气。晚清最后一代的秀才苏局仙先生曾经在学校里上课，教学生国文、历史等科目。他的学生有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作家的傅雷先生以及我大学老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的王养冲先生等。
苏局仙先生24岁考取晚清末科秀才。1949年，全国尚存8位进士，1位举人，21位秀才。举人是黄炎培，而苏老先生享寿109岁，是30人中间的最后一位离世者。
抗战期间，他痛恨日伪奴化教育，弃教务农，还将书斋“蓼莪居”改名为“水石居”，寓意清白如水，坚强似石。
1979年7月，上海《书法》杂志社举行全国群众业余书法大赛，其手书长卷《兰亭序》荣膺一等奖。海内外报刊竟相登载其手迹与消息，百岁老人从此名扬中外。6月，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苏局仙墨迹选》。
苏老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1985年，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苏老德高望重，一生留下了多项记录：从8岁起长达102年的书艺历程、最长寿的教师与书法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秀才、作诗最多的诗人之一、年龄最高的遗体志愿捐献者等。
1950年代，周浦镇有多所中小学。小学有第一小学（周浦镇小学），是完全小学；第二小学，是初级小学（一到四年级）；第三小学，是高级小学（五到六年级）等。中学有周浦中学（完全中学）和周浦民办中学（初级中学）。
我读周浦镇小学的过程中，小学学制6年制不变，所以学校始终是6个年级，但班级数不断扩大，多时有30多个班2000多个学生，是当时浦东最大的小学之一。
5-60年代周浦小学校门
我在周浦镇小学度过了6年读书生涯。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上写了个“一”字，不知是一几班。二年级的报告单上盖有“二丁”的章，即“二4班”，班主任一栏都盖了小篆体的“赵寿丽”印章，赵老师是我读一到四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教语文。
1959年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侯，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赵老师精心准备，组织班级同学排练了一个诗歌朗诵节目，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我国民族大团结。
赵老师将参加朗诵的男女生叫到她家里，一个个进行化妆。我们尽量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或者向别人借衣服，男生白衬衫蓝长裤，女生白衬衫花裙子，一上台就获得全体师生好感。朗诵时，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所以获得了全校诗歌朗诵第一名。
选择朗诵的诗歌感情深厚，热情澎湃。
举杯祝福毛主席（蒙古族）
发了芽的榆树，得了雨水更茂盛；孩子见了母亲，怎么能不亲近！
红花长在绿草里，草原显得更美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伟大的领袖坐在一起。
透明的杯子里斟满了酒，我双手高高举过头：祝福兄弟民族大团结！祝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仔细听了我的话， 他微笑地回答：祝福蒙古民族！他那温暖的手把我的手握紧，他那亲热的眼睛不离我身。
当时我的心跳得厉害，只是笑，再也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常常想起，睡梦里也笑醒了几回。
一根铁棍容易折， 拧成的麻绳拉不断。各族人民团结紧，保卫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平！
赵老师年轻漂亮，有的学生说她很像电影明星王丹凤，她身材苗条，夏天喜欢穿裙子，既活泼又严格，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从学习方面、生活方面都关心学生，尤其重视学生思想品质的进步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我们感到她就是我们可亲可爱的姐姐。她的丈夫是英俊的军官，她住在周浦太平弄，家中放有两人结婚时的照片，我们看过后，至今印象十分深刻。为写此文，我多次询问了一些人，也无法找到赵老师的照片，真是很大的遗憾！
我的同窗正康兄说：“赵寿丽老师的弟弟叫寿赵中，是上海市青浦人，与我哥哥是同班同学，后来回到家乡，没有联系。”
我不懂，问正康兄：“为什么赵老师姓赵，而他的弟弟姓寿，姐弟两人是否分别姓父亲和母亲的姓呢？”
正康兄给我指点迷津：“寿赵中是我五哥的同学，我专门问过。他告诉我，他们原来都姓寿，赵寿丽原名寿赵丽，刚当老师的时候人们称呼她为‘寿老师’，因为当地人称傻瓜为‘寿头’，她容易被人误解为。‘傻瓜老师’，所以后来她改名为赵寿丽。寿赵中比我大三岁，与我五哥一起考入三林中学高中部，他经常来我家玩，因此很熟。他是青浦人，我当时经常笑话他的青浦方言。”
听赵老师的小姑章锦文说：“我嫂嫂1936年出生于青浦县重固镇，毕业于嘉定师范学校，分配到周浦镇小学任教。当时我二哥在周浦部队当通讯参谋，在周浦南营房。他有时候到周浦小学，看望在校读书的大妹妹即我大姐，认识了与我大姐同住一个宿舍的赵寿丽老师，再加上陆静华老师做媒，于是1957年赵老师与我哥哥结婚，成为我的嫂嫂。1967年由于声带有病，不宜再当教师，于是离开教育岗位，调到上海华东物资局做职业教育工作。1969年，夫妻两人一起到上海9424梅山基地工作，直到退休。她因病去世，年仅71岁。” 我离开周浦镇小学以后，没有找过赵老师，后来是十年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她的情况。后来我打听到章锦文时，她说“我嫂嫂早已在去世了，她的其他小学生也一直希望能找到她，师生一起聚会，聊聊当年学校的生活，可惜已经做不到了。唉！”她深深地叹息，难以言说的悲伤像雾霾一样浓浓地包裹了我的全身，我感到自己的心在一直往下沉、往下沉，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
5-60年代周浦小学
我读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戴锦清老师，教语文，满脸络腮胡子，很威武。他先在周浦小学工作，后来调到周浦少年之家工作。戴老师85岁，我已经很久没有与他见面了。他的夫人徐慧琳是周浦东南幼儿园园长，曾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是周浦镇的名人。
戴老师是周浦镇小学团支部书记、少先队领导，暑假、寒假里有一些学生工作，他就让我做助手，发报纸、发通知、整理材料等。给我的优惠就是可以在学校图书馆一次借几十本书。我真是喜出望外，在暑假里不断借书看书，但我没人指导就没有方向，只是瞎看，没有系统性，现在想起来很浪费时间。结果到开学时，我眼睛近视得更加厉害，戴的眼镜就像洋瓶底，看起来像煞有介事很有知识，其实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我读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是潘富良老师，教语文课，也教图画课。班主任所教学科学生总是比较重视，我的语文成绩很好。潘老师还将每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刻印保存，贴在教室墙上给学生阅读或读给下一届学生听。我的作文多次有幸被老师留存。上美术课时，潘老师临摹了《红岩》、《铁窗烈火》等书籍的封面画，挂在黑板上让我们学习绘画，进一步激发了我学习绘画的兴趣。
夏天的时候，潘老师还带领我班学生到学校东面的新开河学习游泳。我曾经抓住他那宽厚的肩膀，跟随他一路游向20多米前的河对岸。多次训练，我学会了游泳，尽管只是狗爬式，不是优美的正规姿势，但至少日后我掉在河里不至于淹死，而且后来也确实下水救过人，想想真是潘老师的功劳。
但现在想想也很后怕，当时他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万一有学生淹死了怎么办！再一想，当时每家人家孩子生得多，学校里发生一些事故，家长不会找学校算账，也没有上法庭打官司的先例。后来我当教师时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教师做事缩手缩脚，最怕学生出事故后家长杀上门来，或者打官司要学校、教师赔偿几十万元。搞到后来，上海市教委怕出事，上海市每年高一年级学生到绍兴、高二年级学生到南京的社会考察都取消了，真是因噎废食，搞得学生成了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浪，见不得世面。
1961年，小学六年级我班班主任和班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章怀璧、陈根娣、陆贵君、杨婷婷。
后排左起：范正荣、顾祥虞、沈林荣、严林祥和潘富良老师。看起来个个都很神气，其实全国正经历艰难岁月。
时光荏苒，潘老师现已86岁，我们也都年逾古稀，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呜呼哀哉！抚今思昔，自当愈加珍惜余生！
6月，我登门拜访已经分别了56年的潘老师，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他高兴地告诉我他教过的老学生徐江（曾任南汇区副区长等职）、沈继诚（曾任南汇区畜牧水产局局长）等曾来看望他，可见潘老师桃李满天下。我送了我写的、主编的5本书给他，他戴了老光眼镜看得津津有味，尤其书中写到他的部分，给我一一详细补充，我才知道他的坎坷人生。他曾任南汇县教育工会主席、县政协委员，1956年就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整.风.反.右时对领导提意见，就被划为“中右”，被开除预.备党员资格。文化大革命时，他受到抄家、批判、游斗，说他是“漏网右派”，直到1979年“改正”并恢复党员，长达。他曾被评为南汇县先进教师，后来调到黄路中学、六灶中学担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退休以后还到教育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老龄委员会等部门工作，1988年告老还乡。
潘老身材很高，精神很好，眼睛还是炯炯有神，他思维清晰，某年某人某事，讲起来很清楚，说话洪亮浑厚，但耳朵需要戴助听器了，以前几次我打给他电话，他听不大清楚。
潘老师（图右）和笔者（图左）合影
师母与老师同龄，老两口身体比较健康。在女儿陪同下到欧洲六国旅游，去日本旅游，到云南旅游。师母热情地烧了糖滚蛋请我吃，我吃了一个，才发现下面还藏了两个，因此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又香又甜，想起早上还吃过一个煮鸡蛋，乖乖，当天一天我吃了四个鸡蛋，打破了我一天吃鸡蛋的记录。
潘老师家墙上挂满了一些书画家的作品，有张南冥、康则之、季重远等前辈的书画，他要求我也给他画一幅山水画，回家以后我立刻遵命画好并寄给了他，水平不高但态度很好。
我读小学的6年中，周小的正副校长如走马灯一样变动，一、二年级时是胡关山、施友蕉、张逸平、浦月贞，到我六年级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印章已经是韩惠卿了。教导主任有夏美君、储金莹、谢佩玉等人。当时我们年纪小，对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等不是很熟悉，如云里雾里，毕竟很少接触，而与班主任则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敢放肆？
谢佩玉老师85岁，身体很好，气色很清脱，她自己去菜场买菜、做家务。她说自己从1951年到1980年在周浦小学任教30年，从1954到1980年在周浦小学做教导主任27年。1980年她调到澧溪小学工作，直到退休。
4月谢老师（图左）、笔者（图右）摄于谢老师家中
2.借小人书的朱存希老先生
我和许多小朋友一样，小时候的启蒙教育是看小书（连环画），有一位老先生专门出租小书，长得仙风道骨，对小朋友和善可亲。
朱存希先生
他出租小书5分钱4本，6分钱5本，过一段时间还可以抽奖，所以我经常去借。有革命题材的小书，也有古典名著的小书，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我看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几十年后，才知道老先生是我妻子的同学朱蕴仪的爷爷，名叫朱存希。我想去对他表示感谢时，他已过世多年，享年93岁。朱老曾是周浦西街仁发典当的掌柜，秉性仁慈，行善积德，经常帮助困难客户。后来不做掌柜了，就靠出租小人书等谋生。老先生的儿子朱民治，也已94岁了，多才多艺，集工艺、书画、养生等于一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令人钦佩，有关媒体对他多次进行报道。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尽管好人不一定好报，但做好人、做善事是社会文明、世界文明的标志。
从小学到中学，我读书就像海绵吸水，先看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如《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鲁迅全集》等，再中国古代文学，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再外国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莫泊桑、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泰戈尔、马克·吐温、海明威等人的名著。有的书极有价值，有的书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并损害了眼睛，同学们私下里送了我一个绰号“秀才”。
3.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后一段时间，共产党为了巩固政权，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周浦镇在周浦中学（今文馨园）、周浦小学等处经常召开公审大会，全镇群众集中参加，会上批斗并宣布要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我跟随大人也一起去看热闹，被枪毙的人拉到大操场的一角去枪毙，大家情绪激动、表现热烈，就像鲁迅《药》一文中描写的场面一样。当时枪毙的有土匪、国.民.党军官、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等。奉贤、南汇、川沙简称奉南川，抗日战争时期有各种抗日军队，有的属于共.产.党，像朱亚民等人领导的浦东三五支队；有的属于国.民.党，像“双枪黄八妹”部队。1949年以后，国.民.党势力就是镇压的对象。我居住的周浦镇北油车弄，也有一些被共.产.党关押的国.民.党军官、警察、保长、反动会道门人员等，家属都是夹紧尾巴做人。
当时传说被枪毙的有忠.义.救.国.军的黄伯祥，黄八妹等人，黄八妹是母夜叉，能左右手开枪，杀人如麻。大家私下里悄悄传说，既兴奋又害怕,我们小孩子只是轧闹猛听听，也不知就里。现在则有《人民.政.协.报》、《铁血网》等报道，说黄八妹是英勇杀敌的抗日英雄，后来逃到了台湾。陈思思饰演的电影《双枪黄英姑》,也是赞赏黄八妹的。
网络上说:“黄八妹(1906～1982年)，女，又名百器，闺名翠云。金卫乡扶王埭人。因双手能使枪，人称‘双枪黄八妹’。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人员打击日伪军。次年，率部俘获日军驻乍浦炮兵队长。是年冬，黄部与浙江平湖谢友胜部游击队合编，在杭、嘉、湖一带流动作战。曾担任过特务大队长，县自卫大队长、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浙江分会’主任等职务。解放后兵败退居台湾，于台湾病逝。”
4.学校里的整风反右运动
我在读小学二、三年级时，1957年起，全国进行了整风反.右.运动。我们以小孩的眼光观察，只看到学校里挂满了大字报、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很热闹、很好看、很好玩，连厕所里也贴满了，有的同学大便时还撕下标语擦屁股。后来才知道这是反右派斗争，但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为什么要反右派，也不知道哪个老师是坏人，后来有的老师不来上课了，有的在学校后勤部门管扫帚、畚箕、抹布，原来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后来我到周浦中学读书，也遇到一些右派分子老师，如数学老师沈伯泉、语文老师娄标、历史老师陈兴邦、被调到后勤组不能再上课的好几位老师。
历史老师陈兴邦人品很好、知识丰富，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上台发言时拿了一把茶壶，慷慨激昂地数落学校有些领导的缺点，帮他们改正错误，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并被“劳动教养”。陈老师后来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晚年还多次为我“历史工作室”的青年历史教师作报告，做点评。他的夫人唐老师是我初中和高中时的优秀数学老师。陈老师的儿子陈锡文，是周浦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跑步特别快，唐老师对他要求很严格，经常悄悄地站在教室窗外观看陈锡文，上课是否专心。其他同学看见唐老师，就立刻暗示陈锡文，让他认真上课。
陈锡文后来是国.务.院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负责“三农”问题的权威领导。“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是为了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自以来中央1号文件连续第13次聚焦三农。
有一年周浦中学校庆，已经“改正”的陈老师上台发言，只说“感谢周浦中学给我们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云云，也不提他在周浦中学被打成“右派”之事……
直到后我才知道，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震荡。苏.共20大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专.制.暴.政进行全面否定。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风雨飘摇，苏联控制下的波兰工人、群众在全国范围发生抗议浪潮，要求政治、经济改革，最后取得胜利。也是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30万人民示.威.游行，并发展为起义，苏军巨型坦克碾碎了匈牙利人民的诉求，上万公民死亡。
对于非斯.大.林化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事变，对于波、匈事件中知识分子所起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心情复杂，既要狠抓阶级斗争，又要建立处理国内矛盾的纠错机制，所以想展开全党.整.风运动，预防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中国解放以来镇.压.反.革.命搞得比较彻底,真正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胡.风之类异议分子早已噤若寒蝉。他自己高居顶峰，威望最高，其他知识分子是跟自己的，他们会向最需要改造的党内各级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整风，所以他对开展整风运动很有信心。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外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基本上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范围。5月1日全国.整.风运动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一连串整风座谈会议,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大胆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给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安全保证。
随着运动的开展,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从沉默、观望到逐渐活跃，进行“大鸣大放”，发文措词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烈。原以为可以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党群之间的矛盾。但想不到解放几年来党群矛盾已非一般，隔阂很深，乃至一发不可收拾。批评涉及日常生活到社会制度各个方面，如有的批评共.产.党把持一切，是“党.天.下”，要开放政权，政治民主化。有的批评共.产.党，不要“外行领导内行”。有的要求组织政治研究院，进行体制改革。有的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让各党派轮流坐庄。白纸黑字，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北京的一些高校甚至闹起了学潮。
毛.泽东.大为震怒，5月中旬，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让党内干部阅读，并让邓.小.平组织反击右派运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一场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便在全国范围猛烈地开展起来，到七、八月间达到高潮阶段。
民.主.党派等原以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始料未及，仅仅一个月就天翻地覆了，原定对共.产.党批评帮助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批判斗争的“反右运动”，运动反转180度，将后者钉在了靶子上，变成性质截然相反的两个运动。现在往往将“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混为一谈，其实是极其错误的。
毛.泽.东说反右派运动不是“阴谋”是“阳谋”，“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于是，全国各单位狠抓右派。据1978年“改正”右派分子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全中国抓出552，877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了日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文.化.部长的王.蒙等大批知识分子。而大量内定为“中右”等性质的人士，日后也不得“改正”。也有材料披露右派和中右的人数远远多于上述人数。
1958 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殃及到亲友。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大饥荒，活到1978年“改正”的右派分子仅剩十万余人。“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克服重重困难，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包括对右.派.分子的“改正”。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最终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约96人。
“反右”运动如同多米诺骨牌，影响连续不断，政治路线严重左倾，导致以后“大跃进”、“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更加严重的灾难。
5.乌托邦的“三面红旗”
1958年开始，几年时间里全国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即“三面红旗”），全国人民大炼钢铁。
我们当时在读四年级，老师号召我们从家里拿来小缸小甏，用敲碎的缸甏砂加泥土涂在小缸小甏内壁，我还从家里拿来风箱，生起火来，将家里拿来的、外面捡来的破铁锅子、旧铁丝、锈铁皮等放到炉子里，拼命拉起风箱，将这些废铁融化成铁块，实际上是变成废铁渣。小炉子一天24小时不停息，学生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分三个班组轮流炼铁。等到炉子里炼出铁块，大家敲锣打鼓拿着铁块到党支部、校长室报喜，全校将铁渣集中起来，用小车推着，用肩扛着，敲锣打鼓到周浦镇党委报喜，一层一层搞到党.中央、毛.主席。
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把1958年的钢产量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场“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热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同时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假、大、空”式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当时的口号是：“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三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踏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
5-60年代周浦汽车站西边的派出所
全民炼钢只炼出大量废铁，破环生态、污染环境，严重浪费人力物力。
但我们只是小学生，不知道大道理，只感到不读书、炼钢铁很有趣、很高兴，希望天天如此，好像过狂欢节。老师还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我听了真高兴，我喜欢吃糖，最起码我可以天天吃糖了。
南汇县迎来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很快建立了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社合一的惠中、祝桥、下沙、中心、新场、大团、泥城等十个人民公社。
不久，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周浦镇各个居委会办起食堂，居民凭饭卡每天去食堂打饭，我经常拿着锅子去食堂打饭打菜。食堂横幅上写着“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南汇全县实现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共.产.风刮得狂热。
当时农村的墙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早稻亩产36900多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说：“这几年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连大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大跃进时写文章，鼓吹亩产万斤以上不成问题。后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可见科学家头脑发热时也会不讲科学。
6.“除四害”运动
1958年，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就像当时中国人中间的“四类分子”。苍蝇、蚊子、老鼠确实危害人类健康，而麻雀既吃害虫也吃粮食，吃的害虫占其食物总量的3/4,所以利大于害，是益鸟，但伟.大.领.袖一定性就变成害鸟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也立即慷慨激昂写《咒麻雀》诗批判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具无天下同。”
后来读到他写的《女神》等诗集、剧本、史著，才知道其实他能写出好诗文。
于是，全民行动，以空前的规模围歼“四害”。
大跃进时期周浦中学西操场捕捉麻雀情景
南汇县成立了消灭麻雀指挥部，根据麻雀耐力差、怕饥饿、怕声响和夜间失明等弱点，组织全县人民以轰、赶、捕、打等办法，统一围歼。我们晚上出去在竹园里用网捕麻雀，在农民屋子瓦檐下掏麻雀窝。还全民统一行动，在猎枪齐射、彩旗挥舞、锣鼓猛敲、震天吼叫声中，筋疲力尽的麻雀心脏病、脑溢血发作，纷纷落地累死吓死病死，我们赶紧抓到袋子、笼子里，感到很有趣很高兴——只要不读书少读书，经常去游玩。
报纸记载1958年全国消灭麻雀20多亿只。12月13日，上海全市统一打麻雀，战绩极其辉煌，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麻雀近20万只。沙叶新感叹：“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
但1958年大量消灭麻雀以后，1959年各地虫灾严重，一些科学家给毛.泽.东提交报告，说明麻雀益大于害，引起毛.泽.东重视，1960年用臭虫顶替了麻雀，麻雀避免了灭绝之灾。
“除四害”还有消灭苍蝇的活动。我知道苍蝇喜欢在农村粪缸旁边泥土里生仔，于是拿了菜刀，专门寻找粪缸，一挖就是一大堆蛹，用篮子装好送到学校。其他同学拍到苍蝇由老师计数，我挖到太多了，老师数不过来，就用秤称，竟然有1.9斤，全校第一。其他同学都眼红了，所以后来我带了同学一起去挖，大家都挖到很多蛹。现在想想，当时用手捞蛹，真是肮脏透顶。“除四害，讲卫生”，我们为了受表扬，却最不讲卫生。
此外学校还有勤工俭学等活动，同学们参加剥蚕豆、拣三合土、拣废品等劳动去赚钱，交给老师再汇总到学校领导，也可能再送到上级教育局等部门。
高年级小学生也参加扫盲运动，晚上我们到分配的一些家庭妇女家，帮助她们读书识字，虽然很困难，但很有意义。我曾经每星期几个晚上到家住周浦金龙街的某同学家，帮助他的母亲扫盲，当时取得一点成绩，他母亲认识了一些字。
1961年7月，“三.年.灾.害”的后期，13岁的我拿着如同通行证的毕业证，轻松地迈出周浦镇小学的校门，茫然地踏进了周浦镇中学的大门，开始了新的学习阶段。剪不断，我在周浦镇小学“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代！理还乱，“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连绵不断的运动！
50年代末周小全景
5月4日第7稿
老编后说
一位长者，竟能拿出自己小学时的成绩报告单、毕业证书，实在令人惊讶。凭这一点，我们相信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缜密、认真、客观的态度和精神。文章中作者以少年目光叙述求学经历，感恩老师的培养、矇眬观察当时复杂激盪的时代，乃至成年后的冷静反思等等，读来倍感亲切和厚重，历史不是非红即白，应该是七色杂陈尤其是灰色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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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 家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