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3年，春秋时期的郑简公任命子产为相。子产上任后，既维护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秉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心态，相继实施了包括整顿田制、作丘赋、铸刑书等一系列改革。主要措施是：为田洫，划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对私田按地亩课税；作丘赋，依土地人口数量交纳军赋；铸刑书，修订并公布了成文法；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有控制地开放言路。其政治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转型。在对楚、晋等国的外交方面，子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郑国在子产的推动下呈现出中兴局面。子产提出了人性和人心观念，认为“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和人心问题的开端。
子产从政一年的时候，百姓评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从政三年后，百姓称颂：“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谁要杀子产，我助他一臂之力”，到“子产死后，谁能继承他呢”，变化的是人心向背，不变的是人性趋利。
什么是人心？明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道：“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由此可知，人心是一种判别和选择、权衡和朝向。正因此，顾炎武把人心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什么是人性？马斯洛认为，人性是人的全部属性的总括，似本能需要是人性的集中表现。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人性绝非在“初生之顷”就定型，一成不易，而是随着环境和教养的不同，“性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认为人性是可以培养和不断完善的；北宋司马光认为，无论圣人还是愚人善恶都是兼而有之，只是有些在善性上会占优势，有些人在恶性上会占优势。
人性有善恶，人心有异同，若导之有方、教之得法，向善向上的势头就强劲。“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这个“心”指的是圣贤之心，它是一种健康积极、能量充沛的价值观。缺乏这种价值导向，世风人心就会停留在微笑曲线的底端。
人性之力，不可不察；人心之力，不可估量。它就像风一样，当呈现“微”的状态，一纸之隔都难以穿透。“及其怒也，拔木折屋，掀海摇山，天地为之震动，日月为之蔽亏”，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先入函谷关的刘邦，为何与民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败走新野的刘备，为何不弃百姓、携民渡江？就是因为他们识得人心的力量。
人性是最大的民意，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西周之时，召公治理陕西之地，就特别注重教化民心、敬顺民意。他巡行乡邑，听断于陇亩之间，庐于棠树之下。“召公卒，人思其政，怀棠树下不忍伐，作甘棠之诗歌咏之。”甘棠遗爱的大美诗篇流传数千年，它实在是对“人心”“人性”最清亮的注解、最美好的托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