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画僧之石涛名作赏
石涛(1630一1707年)，清代画家，“清初四僧”之一。本名朱若极，小字阿长，削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为广西全州人。其生年有明崇祯九年、十四年、十五年(1636、1641、1642年)诸说，卒年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九年、约五十七年(1705、1710、约17)诸说。明亡后，朱亨嘉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性喜漫游，曾屡次游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扬州。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
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攻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着《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涛对后世影响极大，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能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的创作与"四王"的艺术追求截然不同。在艺术上主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情感，创造出豪放、磊落、独具风采的画风，对振兴当时画坛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就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四位僧侣画家，朱耷、石涛、弘仁、髡残。他们都是明朝（公元1368~公元1644年）后代，在政治上对清代统治者是不合作的态度，反对清王朝贵族的作风。他们利用传统艺术形式，面向自然、面对人生，表达真情感受。他们也重视笔墨情趣，并寻找自己的绘画空间，抚慰曾经遭受过折磨的心灵。石涛的山水画独具风格，景色构图大胆新颖，笔墨运用多变，是清代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画花鸟画出名，继承陈淳、徐渭的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借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厌恶世俗生活和国亡家破的痛苦内心。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很大。石涛的山水学习黄公望、王蒙风格自有变化，以真实景色为对象，描绘山水，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因而他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石涛 淮扬洁秋图 纸本设色 纵89厘米 横57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石涛此画上河岸边的城墙中屋舍层层。河岸及城墙内外的丛树以水墨点画，垂柳与河岸边苇草用白描画法。田地与土坡以“拖泥带水皴”画出。垂柳和土坡上又有赭石作点，明净雅洁。下方虚画，云雾迷漫。远处淡墨渲染。画面的上部有画家一段富有诗意的题跋，叙述了古扬州的变迁，并抒发了作者的感慨，增加了画面的气氛，引人联想。此图布局新颖，灵活运用了各种笔势，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自然山水变幻莫测的风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多样化的风格。
图绘城垣一角。城内房屋人家，城外荒田坡岸，河川芦滩。远处岗峦延绵，烟波杳霭。水面轻舟一叶，一人独棹其上。画面以平远法构图，运以[拖泥带水皴]，连皴带擦，且干湿、浓淡墨并用，施以赭色，使画面呈现一派清秋景象，韵致幽雅，意境深远。其上自题[淮扬洁秋图]，并题七言长诗一首。末识[为山老道先生正。大涤子极]。钤“痴绝”朱文长方印，“若极”白文方印，“零丁老人”、“于今为庶为清门”朱文方印。另钤“□斋珍藏”等鉴藏印。
石涛 山水清音图 纸本设色纵102.6厘米横42.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山水清音图》所描绘黄山景色，在错落纵横的山岩间，奇松突兀，横亘在山岩之间，如龙飞凤舞；一股瀑布从山头上直泻下来，穿越郁密的竹林和栈阁，冲击山石，注入深潭，喷雪跳珠，动人心魄。瀑布的巨响，丛林的喧哗，松风的吟啸，仿佛一首交响曲般荡气回肠。两位高士正对坐桥亭，默参造化的神机。用笔劲利沉着，用墨淋漓泼辣，山石以淡墨勾皴，用浓墨、焦墨破擦，多种皴法交织互施，带光带毛，夹水夹墨，颇得生动节奏之效。整幅画笔与墨会，混沌氤氲，化机一片。特别是那满幅洒落的浓墨苔点配合着尖笔剔出的丛草，使整个画面萧森郁茂，苍莽幽邃，体现了一种豪情奔放的壮美。石涛山水中的点，是构成画面气势和韵律的关键。他自己说：“点有风雪雨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缨络连牵点，有空空阔阔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自如烟点，有胶似漆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法，气概成章矣。”画的左下方，有一方白文印“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是石涛论画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是石涛绘画思想的精华之一。
《巢湖图》纸本设色 纵96.5厘米 横41.5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石涛的笔墨技法宗与董源、黄公望，但他又不拘成法，技法多变。他善于用点，树叶丛草多以点出。楼阁的线条用凝重秀挺的中锋笔法勾出，而树木土坡又是或湿或干的多种皴法画出，令画面的具有变幻无穷的意境。元济的山水讲求气势，不拘小节的瑕癖，这幅《巢湖图》在细节处略有粗简之嫌，然而通篇充溢着郁勃的生气，观者便不会去推求其画法的是否处处精谨。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纸本墨色纵42.8厘米横285.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正是他北游京城期间，应当说是其画中精品。图前以其独特的隶书题写了“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九个字作引首。再看画卷：一小溪分隔两岸，石壁耸峙，群山巍峨。山间云雾飘渺，下有一水蜿蜒流淌。水上架小桥，两小艇载人垂钓其中。渐入深山，路道盘桓，峰峦起伏。山间林木茂密，村舍瓦屋掩映其间，有两人晤谈屋中。后渐开阔，水流潆洄，汇成大湖。湖畔孤岛，小桥连岸，坡岸有高士席地，水中有舟载客而来。显然这是人间的寻常生活，恬静平淡。作者以其难得的细笔，一层层勾、皴，再由淡而浓，反复擦、点，淡墨渲染。尤其是点，经由干、湿、浓、淡，反复叠加，至“密不透风”的程度。石涛善用点，是其一大特征。整幅画面显得苍莽凝重，深得元人意趣。尽管他在卷后自谓“不立一法，是吾宗也”，其实还是脱不开传统技法。
石涛游华阳山图轴纸本设色纵239.6厘米横102.3厘米
此图写华阳山景，近景巨石压阵，虬松居中，高处重山复岭，山间飞流直深涧水长廊，迂回盘桓，屋岸人物隐置松石丛林之中。浅绛设色，淡雅中见沉厚，丛林中用朱红圈叶，使画面更为绚丽夺目。该幅布局上突破了传统的景在下、山在上、云在中分明隔做两段的阵式，远山与近景之间，留有若隐若现的空白，虚实相见，无画处皆成妙境。
石涛 黄山八景图册页 选二 纸本水墨
石涛 莲社图 纸本水墨 私人藏
《莲社图》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与《十六应真图》相比，人物占的位置和比重更突出，对面目、服饰的细节描写更具体，也就更生动传神，线描同样瘦挺缜密，但更圆熟。山石的画法，也显得老到而有力度，烘染更大胆湿润，凸现了人物在画中的地位，使之与周围的环境融洽。其成熟程度和艺术水平，应在《十六应真图》之上。
《莲社图》的款识，前后共二处，一为画成时的落款，“湘源石涛济道人敬画”题在卷首右下方。一为乙酉年(1705年)重题的长跋，书自己的画语。从款字的笔法及字号的用法上可看出二题并非出于同时。前一题的书法，与我们所见到的石涛三十岁前后楷中兼行，舒撇展捺的一种书体极相似。石涛所称的“湘源”，即湘江之源——广西，这是他的祖籍。他的一方印章“赞之十世孙”正是为怀念那位袭封于广西的高祖靖江王朱赞仪而刻，显赫的出身成了他永远的记忆。这种落款形式在石涛的早中期作品，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他庚申种秋画的《山水图册》、上海博物馆藏的辛酉七夕所画《山水花卉》册中都偶能一见。不过在石涛的晚年，“湘源”被改成了“清湘”，成了人们习见的石涛字号，“湘源”反不为大家所熟知了。款字的书写特征这一不为人熟知的早年别号，为鉴定《莲社图》提供了又一可靠的依据。
自写种松小像
自写种松小像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