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研究》创刊55周年复刊40周年
——“我与比较教育研究”笔谈
不言之教 有为有益——我与《比较教育研究》的故事作者简介
✦阚阅，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新中国第一份比较教育学术期刊《比较教育研究》至今已创刊55周年，作为比较教育学人中的一员，感到由衷高兴，并满怀敬意。可以说，我是读着《比较教育研究》“长大”的，《比较教育研究》则见证和激励了我的“成长”。在过去近中，承蒙《比较教育研究》的厚爱，无论是在参与活动还是在发表文章的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故事，难以忘怀。
不弃其“丑”
自从本科大三上“比较教育”课程时，便在杨民老师推荐下与《比较教育研究》结缘。那时更多还是为其中有趣的异域教育研究所吸引，但只是个读者和看客，从未想过自己的论文能够发表其中。读研究生后，有一次恰逢张民选老师来学院做讲座，内容是他作为美国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WASC）国际评估小组专家对日本学校进行认证的经历。当时适逢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教育服务贸易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张老师的讲座更是引起我对“认证”这个新鲜事物的兴趣。讲座后我赶紧上网搜索有关美国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及学校认证的信息与文献，并奋战数日完成论文的初稿。《庄子》上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这是我硕士阶段写的第一篇论文，而且也相当的粗浅，但还是耐不住躁动，作为比较教育的“新人”无知者无畏地投了稿。当几个月后收到用稿通知，并几经修改正式发表时，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直到今天，在《比较教育研究》上仍然能看到很多研究生同学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为研究生的学术进步与发展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和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小编重任
7月，我博士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所跟随顾明远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由于我是脱产全职在师大做博士后，便有机会参与比较所更多的工作。有一天顾先生找到我说，《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人员少但工作很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曲恒昌老师商量让你参与一下有关工作。我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心里也忐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编辑部。当时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曲老师给了我一本期刊编辑工作的小册子，里面满是对编辑工作的纪律要求和业务规范。尽管自己此前也写过不少东西，但是从编辑的角度来看确实完全不同的。对照规范和要求，可以说简直是漏洞百出。经过学习和培训后，我终于可以作为“编外”的责编“上岗”了。那时候，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编辑部领到大包小裹的纸质稿件，然后躲进乐育一楼的宿舍去做初审、修改和校对。责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责任重大，既要对学术负责使其得到发表和出版的要求，也要对作者负责，任何修改都要与作者沟通和确认，而不能违背其原意。同时，编辑工作要面对大量文字校对，要做到仔细严谨，非常枯燥也非常考验耐心。这段为期不到两年的责编工作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使我有机会第一时间了解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和发展的动向，也使我对期刊编辑和学术规范等有了深刻与直接的体验，更让我感受到编辑部各位老师作为学术期刊编辑人的情怀、责任与温暖。
广开论坛
《比较教育研究》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媒介，也是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舞台。博士后出站回到母校工作后，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筹备10月在杭州举办的比较教育年会及庆祝王承绪先生百岁华诞国际研讨会。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在学会的支持下，《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提出设立“王承绪教育思想研究”专栏，同时也挑选一些会议论文在期刊上发表。“王承绪教育思想研究”专栏提前邀请了与王先生接触密切的学术同行和学生撰写文章。我因此也领到联系许美德（Ruth Hayhoe）先生的任务。虽然此前我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OE）访学时与许先生结识于她的新书（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发布讨论会上，但我还是不确定能否联系到并邀请许先生撰写文章。出乎意料的是，7月1日邮件发出的当天就收到许先生的回复。她说她答应的各种事情的确很多，而且她与王先生的交往也没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印第安纳大学罗伯特·阿诺夫（Robert Arnove）、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黎安琪（Angela Little）夫妇那么多，但她还是愿意写一篇，并答应在7月底发来。更为出乎意料的是，仅仅10天后她就发来初稿，而且是和阿诺夫教授联系后合作完成的。此后几天，许先生字斟句酌，几易其稿，修改了若干处语句。在两位先生的授权下，我很快将文章翻译成中文。最终这篇《思想肖像——纪念王承绪教授百岁华诞》在年会召开前得以发表。这篇纪念文章不仅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和比较教育学家的印象与认识，也记录了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的真挚情谊。在当年10月的年会上，阿诺夫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在竞争与挑战中实现平衡发展》的主旨报告。会后，曲恒昌老师说这个演讲很好，可以在杂志的年会专栏中发表出来。于是，我又联系阿诺夫教授有关发表的事宜。阿诺夫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到访中国的一批美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曾在杭州大学与王承绪先生共同开设比较教育课程。他对中国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阿诺夫先生欣然同意分享给更多的中国读者，并在讲稿的基础上又做了很多修改。后来，这篇讲稿的译文发表在第6期的“海外汉学研究”栏目中。
奋楫当先
关注前沿问题和现实问题，把握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重要的办刊特色。例如，《比较教育研究》很早就刊文讨论全球教育治理问题，并提出“在全球治理条件下，比较教育学者可以哪些作为？在全球视野下，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1]的反思。应该说，这些讨论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框架。对于“一带一路”教育问题研究同样如此。4月，《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便率先举办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座谈会”，并将“一带一路”教育研究作为重点选题。正如顾明远先生指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我们比较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比较教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开展周边国家教育的研究，起到教育智库的作用。”[2]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这些研究论文的受益者。最近几年正是受到这些启发，我也在积极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并陆续发表了有关国际组织全球教育治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及“一带一路”国别教育的初步成果。我和几个年轻学友聊天时曾感慨到，《比较教育研究》是为数不多可以发表这类文章的期刊。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些“小众”研究问题的支持，是对我们研究的鼓励和重要的动力。
《比较教育研究》是益友更是良师。值此，《比较教育研究》创刊55周年复刊40周年之际，致敬她走过的历程，也祝愿未来更加美好。
注释：
[1] 顾明远，王英杰，张民选. 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挑战与使命[J]. 比较教育研究. (4):4.
[2] 顾明远. “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J]. 比较教育研究.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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