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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作为一个编辑 我为什么积极写作|《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时间:2024-02-01 06: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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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作为一个编辑  我为什么积极写作|《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撰文/杨牧之

我有一本散文集,书名叫《香格里拉的追寻》,这种追寻是我今天的渴望。我曾经给我拍的一幅“雪景”照片题写过几句诗,诗是这样写的:

是什么力量,使你这般纯净,

有一种生命早已注入我的生命。

几幢木屋,几棵桃李,

从故乡到天涯,我们怎样约定。

今天重读我这些年写的散文,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愿望。我在想,当年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是怎样想的呢?我希望什么注入我的生命?

我是编辑出身,编辑当然要写文章,但应该说编辑的主要工作不是自己写文章,而是编辑别人的文章。我196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7年进入中华书局,从那时算起,到1987年离开,整整。那,我是一名专职编辑,特别是主持编辑《文史知识》(月刊)的七年期间,策划选题、组稿、编稿、校对文稿、印制发行,一心一意编辑刊物,很少自己写什么。只是在刊物约定的稿子没到,才自己动手,夜以继日地赶写四五千字,多是急就章。后来到新闻出版署(总署)作出版管理工作,情况就更不同了。出版管理,基本上是行政工作,动手写的主要是公文,诸如制定法规,起草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报告、调研报告和工作计划等等。这些工作很具体,虽然也是写作,但是另外一种风格,从某种角度上看,它有它的要求和难度。我想,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不一定会做,也不一定能做好。

我在我的一本书的“后记”中,曾经谈过这样一种体会:“我从1987年起由中华书局调到新闻出版署来做出版管理工作。由一名编辑转为一名出版管理人员,虽然都是出版工作,但这个转变却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两种业务、两种思维方法,甚至写文章所用的文字、写法、风格也完全不同。在出版管理岗位上处理什么事情都要设法理出来龙去脉,找出前因后果,定出一、二、三、四,时间久了,好像自己的脑子是一格一格的,一条一条的,追求的是准确和严密。逻辑挺周密,形象却枯燥,慢慢地,好像连人的性格都变了……”我真担心照这样下去一个人会变得很单调,看起来对出版管理好像很专业、很懂行了,实际上由于关注点过于单一,涉猎面越来越窄,知识可能会越来越贫乏,其结果恐怕管理工作也做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开始思考改变状况,决心写一点散文随笔,拍一点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感受,留下一些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

由于我的写作是这样一个动机,就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写作特点。最主要的是写完了之后,不急于发表。因为我的目的是记录自己的感受,是宣泄自己的情怀,所以写完了,宣泄完了,似乎目的就达到了,顶多给三五好友看看,“秀一把”,作为“奇文共欣赏”的意思,喝茶谈天时也是一个谈资。这样做也使我的作品得到不断的打磨。比如《白求恩,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是我“非典”期间写的。“非典”最为猖獗的那些天,大家基本不上班。我们单位的办公地点又紧邻朝阳医院,大家都有些紧张,怕“非典病毒”从医院飞出,又从我们楼的窗户进入办公室,再吸入我们的肺,所以就只留人值班,其他人就不要来了。我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我应该上班。办公室里无公可办,就写起“白求恩”来。毛主席说白求恩“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我总问自己,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毫不”、“专门”的人;白求恩一会儿到美国,一会儿到英国,又去西班牙,最后死在中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追求的是什么?我去过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参观过加拿大的白求恩事迹展览,读过他的遗嘱,收集了很多有关白求恩的资料,白求恩的身世、经历、爱情、婚姻,让我浮想联翩。当时,办公楼无比寂静,没有电话、没有访客、没有会议,全身心投入写作之后,“非典病毒”飞入与否也就忘记了,任感情宣泄,任文字驰骋,三天就写完了万把字的文稿。当时自己很满意。但写完了,宣泄完了,“任务”也就完成了,《白求恩,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就放到抽屉里去了。到,在报纸上突然看到某电视台在拍电视连续剧《白求恩》。哇,坏了,再不发表,等电视剧一上演,那就麻烦了。你想,电视剧会很具体、很细腻,那时,再看到我的文章,岂不成了我抄袭电视剧的材料吗?赶快拿出来再加修改。几经打磨增删后,寄给杂志社审定刊出。这时距我写完这篇文章已有一年半了。其它像《牛津的魅力》、《新圣母公墓的诉说》,还有意大利的几篇,都是写完一年左右才发表的。

写作完了放一放,不急于发表就可以不断地打磨、修改。我的《在金字塔下》,是1992年第一次去埃及回来后写的。第一次去埃及,见到那么悠久、灿烂、神奇、壮观的文化古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真是激动啊!回来后在无比兴奋中很快就写成了关于埃及的文章。放了一个多月,拿出来再看看,顿觉十分沮丧。这文章和其他人已经发表的有什么不同啊?金字塔雄伟,建造的奇迹,埃及人伟大等等,不过就是感想的廉价重复吗?放下了,苦苦思考,选一个什么角度写才有自己的东西,才能“与众不同”?2001年,有幸第二次去埃及公干。这次去感觉不同了,也不再像第一次那么冲动了,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诸如埃及人对生命的看法,对永恒的追求,对来世的幻想等等。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又迫使我读了许多有关埃及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书。于是,在差不多把第一稿放了十年后,改写出第二稿,又改出第三稿,我感到满意了,觉得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朋友看了,给了我很多鼓励,郑重地推荐到《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后来,还被评为二十篇散文佳作之一。

我写《我的白猫和黑猫》前后也有六七年。第一次写完后,自己觉得很有点意思。按惯例,先放起来,把自己的情绪冷却一下。过了一个多月拿出来再看,哎,不就是写自己喜欢的两只猫的故事吗?这类好文章太多了,不足道。我多次拿起又多次放下,总觉得不满意,又不知如何改。一次,在红螺寺开会,晚上别人都去唱歌了,我又想起我的白猫黑猫。我突然意识到,这两只猫在家里那么闹,是跟我要自由,他们是要吃好吃的,是要主人的爱抚,但他们更要的是自由的空间,自由的奔跑,上房、上树,抓鸟、抓虫。我怕他们受伤害,关在屋里,没有我看护着,不让他们出去。他们怎能忍受这种“关爱”?最后他们出走了,我伤心之极。这时,我终于明白了猫咪的心理,我的文章也收尾了。我写道:

夏天过去了,秋风吹起来了。一天早晨,我看到白猫站在院子大门上面的平台上,远远地,直直地看着我,看着家。身上的白毛已脏成灰色,肚子瘪瘪的,风吹过来,毛都立了起来,但不论我怎样叫他,他就是不往前走一步。我和他对视着。我看着他那幽幽的眼神,我好像听到他说:我的朋友,我舍不得离开你,但我又不能再回到你那里去……

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想找动物学家去学猫的语言,我实在早该懂得它们的心思。

我觉得经过这么不断地修改,总算写出了我的内心。

放一放,不急于发表,从作者的心理调整上看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刚刚写完一篇文章,情绪多半正在激动之中,容易自我陶醉,容易不客观。有几次,写完一个多月后,再拿出来看,自己先是脸红,这样的文字,当时自己怎么还会很激动呢?后是庆幸,幸好没有 拿出去发表!所以,写好一篇文章后,多放一放,等热劲过后,再看看,如果那时自己仍然觉得很激动,很满意,就差不多了。

对于像我这样业余写作的人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常常没有自信。文章是这样写的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些意思吗?没有把握。所以,我体会到,在写作和修改自己的文稿时,要有自知之明,但也要有自信。有信心就能促使自己不断地体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打磨,就一定会写出好文章来。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写那么多文章、书,有什么用?即使出版了,也无非在浩如烟海的北京图书馆书库中增加一个小薄本而已!这话太尖锐。有多少人的著作能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在书架上占一大块位置,在文学史上没有它就是一大缺失呢?有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得有小家碧玉似的月季和清淡天然的野菊花吗。你说社会上哪个行当不是五味杂陈、美丑并存呢?如果世界上全是清一色艳丽华贵的牡丹,岂不也会让人烦死!但朋友的话有一点给我启发,给我警戒,就是不论别人怎样,自己要恪守原则,洁身自好,不要滥竽充数,不可附庸风雅,不能不懂装懂,不必非当作家。人各有所长,社会上每项工作都是需要人做好的,都是重要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电灯短路了,没有一个普通电工给他接线,他就只能点蜡烛写作。

再说,文无定法。刘禹锡的《陋室铭》只有几百个字,却精彩迭出。季老(羡林)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洋洋洒洒,有七八千字,沉郁厚重,发人所欲发而不敢发,令人敬佩。唐宋八大家,每人也只有几篇佳作让人不忘。林语堂的散文,戒烟、买鸟、旅游、饮食,信手拈来,潇洒自如,文字间显现出的行云流水般的自然适意,很是好看。余秋雨早期写的《文化苦旅》(不是修订本),文彩缤纷,颇具匠心。精彩。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年轻时背得下来,那种跌荡起伏、朗朗上口的音律,清风明月的超脱、达观,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眼前是一幅多么快活、浪漫、超脱的画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是永远写不出来这样的文章的,但是能读到,能多少体会到其中的韵味,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这些文章有什么一定的规则,有什么一定的程式呢?没有。正因为没有,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所以才传之千古。

说到最后,我的写作就算没有多大成绩,但它最起码要求我学习,迫使我读书。这也可能叫“带着问题学”,比无目的的读书见效多了。这一点,我写意大利的几篇文章时体会最深。上中学时,学习世界史,知道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上大学时,学习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知道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去比较研究,知道了佛洛伦萨和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神曲》、《十日谈》……但自己真正写文章时却不敢动笔了,因为有关意大利的哪一个人物,哪一件事情我都说不准确,讲不充分。我记得那一年春节长假,除了除夕夜,七天假,我差不多就看了六天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文艺复兴史和一大批人物传记。读完了这些书,当年那些巨人在佛罗伦萨创造奇迹的盛况仿佛就在眼前。几篇文章,不过二万来字,但为写文章阅读的那些鸿篇巨制,摞起来却有一米厚。这些鸿篇巨制使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最近写的几篇关于印度的文章,又促使我读了十几部有关印度的著作,眼前展现的瑰丽的印度文化让我很想再去印度访问。倒不是说书读多了就一定下笔如有神,但胸中有了一桶水,从中掬出一碗水来,那不是深厚浓郁多了吗?而且一个人胸中有了“百万雄兵”,走起路来都会稳当多了。

回头看看,我写了一些还很肤浅更谈不上艺术效果的文章,但都真实地记录了让我感动的事和人物。正是这些让我感动的事和人物,让我见贤思齐,让我净化心灵,抒发胸怀,使自己丰富和充实,变成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

我写了以上的心得体会,就教育朋友,就教于编辑同行。

(4月5日再修改)

(本文节选自《最喜今生为书忙》一书)

《最喜今生为书忙--《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丛 书 名:《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定 价:40元

作 者:杨牧之著

页 数:436页

字 数:270千字

包 册:8

ISBN :978-7-101-10951-1

版 式:简体横排

装 帧:平装

版 次:1-1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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