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4年，在四川眉州的小乡村，苏轼出生了，这位降生于天蝎宫下的才子，一生饱受忧患，在各种谣言中坚持自己的原则。
那段时间，各家才子百花齐放，不禁感慨，真是才气纷争的年代。而这出自小山村的苏家就占据了唐宋八大家三席地位，苏轼更是其中翘楚。
我说的翘楚，便是苏轼仿佛全能，在诗歌、散文方面是最高成就代表，在词的方面是豪放派开创者，在书法方面，是宋代四大家之一，在哲学方面，他更是蜀血学的代表。林语堂曾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说过。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仕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以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没有任何一个天才从出生便会出口成章，也没有任何一个天才不努力也会成为天才，显而苏轼不是这样，他一样顽皮、幼稚，却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努力。
一生概括
苏轼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在苏轼小儿时期，他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那时教予苏轼一篇《范滂传》讲述一位正义之士不惧小人不惜性命上书弹劾奸党遭人迫害，这件事在小东坡心里埋下真正的种子，他曾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由以后可见，苏轼所坚持的原则或许在这里开始。
细数宋朝历代，前有“新变法”后有“靖康之耻”，前有各位贤臣广纳人才，后有奸佞小人破坏忠良，而苏轼便是在这一时期，前半段贤臣推崇，后半段小人破坏。
与许多诗人不同，刚开始的苏轼在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年仅二十岁便考取进士第二名，欧阳修曾说他“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当时的皇帝仁宗也曾夸耀他“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可见苏轼在当时文台第一的欧阳修还有皇帝的面前有多么重要。
不过很不幸的苏轼母亲去世，根据律法守孝三年，三年过去之后，刚刚出仕的苏轼如各位才子一样壮志凌云，才气纵横，但是不管是任何人都要从低级开始，先是凤翔府判官，三年期满，又在史馆任职，接触皇家最为珍惜的资料阅读，这对于苏轼是一个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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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年，苏轼父亲苏洵去世，兄弟二人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也在这时，王安石上位，推崇新变法，苏轼陷入政治漩涡。因反对新变法，苏轼以官微之位直言坦率，犹如小时范滂一样，没有一丝隐晦，由于与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所以被迫离京。
1074年，苏轼被授予杭州通判，在杭州期间，因为看见农民因为新变法而成为阶下囚时，而痛斥并写入诗中。
杭州期满后，他被任命密州太守，两年后又被任命徐州太守，而在徐州，他上任三个月后，洪水便到了徐州，水势一直高涨，几度淹没街道，抢救城池，那时有些富有之家便想逃难，这一行为会惹的人心惶惶，苏轼便从中劝阻，在那期间，他住在城墙的破旧棚子上，监督加强外圈城墙，后又去见禁卫军，恳求他们施予援手，巩固内圈，洪水退去后，苏轼并不满意，遂又请求拨款，修筑木坝，并建有一座黄楼，这也是后来我们所知的黄楼。
由于这些所见所看，对于新变法对于农人的迫害，苏轼看在眼里，他也总是在与友人的书信来往，以及诗上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也造成了后来的乌台诗案，而其中就有一句“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身”用来抨击苏轼，在苏轼下狱四个多月后，被贬为黄州。
在黄州期间，苏轼没有任何实权，过得却逍遥自在，之后神宗驾崩，太后掌权，苏轼得势，到京八个月被提拔三次，就任翰林，司马光被重启为相，因为之前王安石为相时推崇新变法，导致反对的贤良老臣都退隐，其中便有司马光，司马光上任时，首先便要全面废除新变法，而苏轼却觉得新变法中有一项差役法不可废除，这也让两人争吵不休。
司马光逝后，其门人子弟弹劾苏轼，而苏轼则请调杭州，远离朝廷，再回杭州，苏轼为当时杭州实现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疏浚了盐道，修建了西湖，稳住了谷价。后被又召回朝，因政见不和，又请外调，分别在颖州、扬州、定州做知州。
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沉迷酒色，被小人利用，章惇为相，实行新变法，对贤良之臣迫害更甚，其中便有苏轼，被贬惠州、澹州，逝于常州。
苏轼的一生坎坷跌宕，在那样的年代贤良之士均遭迫害，最后弄得大家三缄于口，人心惶惶，为有苏轼，不管官微之位还是被迫害之位都以农人为一位坦率直言，就是这样一个人三次被贬，占据了苏轼整整十一年时间，收入微薄，自然不必农人好上一点，可是苏轼善做的便是苦中作乐，肆意人生，这与他的性格、妻子、好友都是密不可分的。
苦中作乐
被贬黄州，因为诗文以及言语缺处，使得新进党抓住把柄造成乌台诗案，导致最后被贬黄州。虽然苏轼知道自己因为什么所累，可是也还是技痒起来，刚一出狱，便写到“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懂少年鸡”。
这时的苏轼心里自然烦闷不安，狱里凶神恶煞的衙役造成极大的恐惧，好在黄州那里虽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当地太守徐大受等人对他颇好，让他慢慢心情放松。
到达黄州时，苏轼手中拮据，不敢把家人接到身边，而那时好友马正卿知道苏轼手中拮据，帮助申请黄州东坡上的荒地，就此苏轼便过上了闲散快活的农园生活。
好友不管农人还是太守均交上不少，土地皆有外食。而在黄州的苏轼还干了一件事情，成立了一家救儿会，在那时，家里很穷的人家，生下的孩子如果抚养不了便会溺死，苏轼知道这件事后，便成立了救儿会，请慈善之人捐助，自己每年也会捐助一些，用以解救儿童。
和友人观赏夜景，和朋友吃酒言欢，也是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不少明洞千古的诗句《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更是发明了一道美食“东坡肉”。
不过想想，被贬之后，不是应该愁苦万分，可是在苏轼这里却是田园生活雅致，制作自己的美食，赏着良景好友。
被贬惠州，这时与黄州的完全不同，乌台诗案，苏轼触动的仅是新变法，那么现在苏轼则是惹了阴险狡诈的奸佞小人章惇，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初到惠州，苏轼不会在像黄州刚开始愁苦模样，见到美景的惠州，物产丰富的惠州苏轼更是极为的欣喜，加之惠州太守詹范对于苏轼同样是礼貌相待，根本不像被贬的模样。
对于这里，苏轼依旧没有多少钱财，生活过的依旧困苦，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介绍一道佳肴，说是他会在市场买一块羊的脊骨，煮熟之后，洒上酒与盐，然后烤上取这其中的微肉。这些既是说明他的人生态度，又是说明他的处世之道，他依旧困苦，吃不起满是肉的肥羊，不能大块朵颐，可是他擅长发现美味，品味其中之精华。
可惜好景不长，苏轼的生活状态被章惇所知，他再次遭到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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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澹州，与惠州不同，这次直接被贬到中国本土之外，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他曾写信说过“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还有海运不及，儋州总是缺少各种粮米，对于以六十几岁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
可是苏轼向来随遇而安，他慢慢适应当地的饮食，吃各种海鲜，在东坡的嘴里都甚是鲜美。
这里没有医药，于是苏轼就开始研究各种验方，采食草药。这里没有粮食运补，在最为饿极之时，东坡采用阳光止饿。
初到儋州时，这里的太守张中也是照顾苏轼，后来章惇二次迫害，苏轼无所定所，农人以及太守都在帮助东坡建造房子。
这样的苏轼真是为民所爱，不管被贬于哪个州，当地人都知道苏轼的大名，他曾说过“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他的身上没有一丝架子，对于任何人都平和。他豁达，开朗，擅长苦中作乐，不论遭遇多少迫害，都有把敌人气死的能力。
背有贤妻
苏轼的一生共有三位妻子，皆伴于他身边左右，共患困苦。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名为王弗，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十六岁的时候嫁给苏东坡，与苏轼刚刚出仕时不同，那时的苏轼壮志凌云，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而王弗恰恰相反，聪明而不张扬，明白事理，精明干练，眼光独到。
苏轼在凤翔府做签判的时候，苏轼的才名也崭露头角，常有一些奉迎之人来拍些马屁，王弗便常常藏于屏风后听之两人对话，然后在晚上之时劝告苏轼疏远一些逢迎小人。苏轼也非常佩服妻子的眼光。
在共同生活了十一年后，王弗去世，这位苏轼的结发之妻韶尽了最后的年华。苏轼对于王弗的逝去也是悲痛万分，也为之写了一首诗《江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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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名为王润之，她是王弗的堂妹，很是崇拜苏轼，和王弗不同，王润之性格温柔，对于苏轼百依百顺，却是在苏轼最需要时出现。
苏轼善于饮酒，酒量却不是很好，每每与好友美景对酌时，润之都会提前预备一瓶好酒方便他与友人对酌。
润之与苏轼一起生活了二十七年，伴随苏轼穷苦过也风光过，不管怎样，她都像一位贤良的妻子，每晚等待苏轼的归来。
直到后来，他为润之写了一首“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名为王朝云，她由侍妾出身，于之前两位不同，苏轼患难时，侍妾是可以随时离开，而朝云却一直陪伴于东坡左右。
她没有出生于书香门第，却悟性极高，有一次东坡想让她唱一曲《蝶恋花》，她却泪如雨下，无法唱出词中的两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后常常吟这两句泪流满面。
朝云也是最懂苏轼的人，在苏轼在干翰林学士的时候，他曾抚摸这肚子问身边的侍妾肚子里是什么，只有朝云打上来说是“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此后苏轼哈哈大笑。
苏轼所悼念亡妻中，写朝云最为之多，或许最为困苦的时光是朝云所陪，其中便有《悼朝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总有一个人在最为需要时要有一个依靠，苏轼的性格是先天优势，但也有困苦疲倦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人陪在背后是有多么重要，更何况有人理解，有人提醒，有人安慰。
知己好友
苏轼的一生交友无数，上至文坛老大，下肢寺庙僧人，好至患难之交，坏之迫害小人。
如若从头说起，那永远也说不完，只能挑拣一些重要之人说到。
张芳平，对于苏轼有知遇之恩，在苏轼还没有考取进士时，便了解苏轼的才气，不顾与欧阳修的嫌隙，直接写信推荐苏轼。
乌台诗案之时，苏轼所有书信往来之友皆受牵连，有的甚至不在与苏轼联系，而在那时退休的张芳平听闻此事直接上书朝廷，不过因而子张恕懦弱，没有及时上交。
张芳平闲居南京，苏轼路过之时都会拜访一下，张芳平去世之后，东坡更是为他写了三篇的墓志铭。
王巩，乌台诗案的牵连者之一，他不是旧党人物，也不是东坡亲属，却遭到了严厉的处罚，在一系列之人里，他的处罚最为惨重，直接贬为酒务，在那之后东坡赶到不安，想要写信寄去，没想到王巩先是主动送信，安慰苏轼，说是自己很好。
然而在被贬期间，王巩大病一场，一个儿子也因病去世。
钱世雄，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之时，钱世雄一直与苏轼保持着书信往来，寄予丹数灵药，那时对于苏轼好的人皆澡迫害，而钱正熊却一直往来，就是在苏轼去世之前都是由钱正熊陪着并将自己所有的手稿托付给钱正熊，不过钱正熊的结局也是凄惨，最后因结交苏轼而惹恼权贵，被终身废弃，穷困而死。
苏轼的知己好友还有很多，皆是在最困苦时给予帮助，苏轼的儿子曾说自己的父亲“父亲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可见，在最为困苦的时候，朋友也足以支撑苏轼前行。
苏轼的一生波折而又困难，灰暗而又光彩，或许就是这样的人生才会带给我们精彩的诗文，或许就是这样的被贬生活，才会让他这样的全能，多姿多彩。他没有自怨自艾，没有评论痛苦，他只在自所有困苦的基础上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从而做到肆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