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何可人报道)“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
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我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
这是陈忠实在其散文《何为益友》中一段回忆。文中提到的主角“老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因当年这一面之缘,陈忠实和何启治从此成为半生的挚友。从此,何启治见证着陈忠实写作上每一个重要的步伐。
1992年3月,陈忠实刚刚写完《白鹿原》,立即写信给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而何启治迅速决定,将这部尚不为人所知的小说放在《当代》杂志连载,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陈忠实后来写下《何为益友》回忆何启治对自己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也披露了许多《白鹿原》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整个过程和诸多细节。
4月29日,在陈忠实去世的这个上午,他的“益友”何启治,接受了凤凰文化的采访。
1998年4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后,陈忠实与何启治合影
以下是何启治的口述:
“写长篇小说仿佛‘老虎吃天’那么难”
1973年还是文革期间,我刚从五七干校恢复工作回到出版社,在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当时叫“现代”不叫“当代”——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组当编辑。
当时跑到西安,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因为我们要向地方上的一些作家组稿,首先就应该调查有哪些青年作家。当时我就已经注意到西安的一些包括路遥、贾平凹等。陈忠实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的两万字短篇小说叫《接班以后》。
当时叫陕西省文艺工作的什么机构——不叫因为作协还没恢复——就叫有关机构吧,也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但是我不认识他,我看了这篇《接班以后》,就去找他。
陈忠实当时正在西安的郊区一个叫“小寨”的地方开会。我也没找到会场,就在那个小寨区委的门口,看见他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出来,我就在那里碰到他。
陈忠实推着破自行车出来,当时刮着风。他当时一听我说话的口吻——因为我也不会说陕西话,我说的话也不是标准北京话,我是广东人——所以他听起来就是说,知道是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他用的就是“高门楼”——是从一个他心里的文学圣殿来的。他就问我就,为什么会提出让他写长篇?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时并没有文学出版社没有《当代》杂志这样的一个阵地、这样一个园地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而我们就是要出书就是冲着未来,所以我向他组稿,就是希望他给我们写长篇。
他听完就他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就仿佛是“老虎吃天”——老虎吃天那么难——他说听起来就像老虎吃天那么难!他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儿,因为他刚写短篇,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不断的写一些中短篇,长篇的计划根本也没有。但我当时就说,就《当代》杂志,我向他组稿,请他为文学出版社写长篇。
而且我还有个理由,当时我正组织两个北京知青,写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长篇小说。而陈忠实,根据他写的短篇内容,和陕西省有关方面的推荐,我了解到他已经在农村摸爬滚打有好长时间了。当时的陈忠实已经三十多岁了,他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困难时期,高等学校招生收缩,陈忠实所在的整个班都没有考上一个大学生,整个年级十个班才有几个学生能考上大学的。陈忠实没考上大学当然很遗憾,但是后来他就在农村摸爬滚打,他当时的身份是公社的副书记副社长,人民公社嘛,他还在搞大片修整等等,干这个事儿。这就是陈忠实73年的状态。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跟他约稿约写长篇的,有这么个道理。八十年代后他才调上来当专业作家。
当然,虽然陈忠实觉得这件事像“老虎吃天”那么难,但是他也说感觉到我代表出版社向他约稿有很真诚的这一面,就是非常诚恳的向他约稿,所以他从那以后他就记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老何这个人。他以后一直叫我老何,我比他大6岁,他当时33岁嘛,1973年33岁,他是1940年生的。
“他在西安老屋安静的写作,靠妻子每个礼拜跑一趟,送馍”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以后我回到出版社,恢复工作,唯一离开出版社的就是当了两年援藏教师,这中间陈忠实一直跟我有联系。
1989年6月到90年6月,我到美国探亲一年,就连这个我们中间都没有中断联系。当时我没有怎么催促他,知道他在写中短篇。《当代》杂志不是1979年创刊嘛,他在《当代》的发稿编辑里面看到我的名字,然后就跟我联系。我现在手头有他的13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信,不是那个《白鹿原》交稿的那个信,90年的10月份他给我一封信,那时候《白鹿原》已经有了初稿了他想好好静下心来修改。但后来因为89年两件事,他说要搞清查,清查了四个月,本来想静下来改了,又要搞党员登机,搞了两个月。所以我认为中国作家确实在过去搞政治运动的期间,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有静下心来好好写作品的时间。
1990年10月,一直到1992年的2、3月间,他就已经在进行《白鹿原》的修订,定稿了。他给我邮信,就说《白鹿原》写完了。他在1990年10月就讲“这个稿子有了我一定给你们《当代》和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你放心,你不要催我。”他叫我不要催他,他说我要静下心来好好去修改。
他在他的老屋里头——在西安灞桥他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在那里——非常安静的写作,靠他妻子每个礼拜跑一趟,送馍。当然,他也有奢侈的时候,就到了高兴的时候,想要休息的时候他是在外头,用收音机听秦腔,喝西凤酒,我还记得这样的事。
陈忠实一直说不要催他。到了1992年的2、3月间就跟我联系。我当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忠实在信里谈到《白鹿原》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会把这部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看他是来送稿还是我们派人去收稿?当时我们正好有人要去西安,从成都过去,先到成都,就高贤均跟洪清波两个人,到了西安就把稿子拿来了。这是1992年3月间的事。
“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
拿到稿子以后,最早跟陈忠实反馈的就是,当时叫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高贤均。
他当时是出版社的副总编。我见到陈忠实是10月23号。后来高贤均第一个反馈给他,就说收到了这个《白鹿原》。陈忠实自己就说,我把稿子交到他那的是复印稿,一摞稿子很厚,接近50万字了,交给了高贤均他们。
据陈忠实自己回忆说,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他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个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火车上读完了书稿。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并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等他们回到出版社,我们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速看完。
回到北京当天高贤均就给陈忠实写信。这封信陈忠实看了之后,他说自己当时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哭了。
《当代》1992.06 1993.01 两期连载《白鹿原》
然后我也赶紧写信给他。《白鹿原》先在《当代》杂志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当时稿费是千字30元。开出的首印量,我刚刚又查了一下,具体是14800册,稿费按照当时最高的标准,千字30元——直到后来盗版书蜂拥而起起,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加印,到同年10月已进入第七次印刷,共印56万多册——所以当时陈忠实拿到不到一万元。
他当时很高兴,说自己也算是个万元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