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胡同的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北京城的每条胡同都有个说道,今儿个跟您聊聊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的大方家胡同。清朝初年,以朝阳门大街为界,北边住的是正白旗旗人,南边住的是镶白旗旗人,后来老百姓随便住,您爱住哪儿都行。大方家胡同的居民有汉、满、蒙、回各族同胞,还有外国人。“七七”抗日战争前,蒋介石、张学良、史迪威、美国武打明星范鹏克来北京都在大方家胡同住过。范鹏克还在院子里照了张武松的戏装相。抗战胜利后,上官云相住过,解放后教育部长马叙伦家住东口。过去住户还有大画家、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钢琴调音师、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留美回国的教授和实业家、清末的举人、贝子贝勒、副都统、库兵、抬大轿的轿夫、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叔叔大爷们、两家煤铺、一家洋车厂子、还有一个井窝子。北平沦陷后,日本汉奸、白面儿房子和妓院也挤进来了。
先说西口路南有个都裂了缝儿的风干小木门,午后四点来钟经常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外卖呆儿,个儿不高,但腰板儿倍儿直,穿着一件洗白了的半大布褂子,梳着旗头髻儿,双目炯炯有神,往那儿一站就让人觉得气势不凡。我们管叫“多六老祖”。老人家说话直来直去,爱说爱笑,底气特足,话音打远,张嘴一笑,半条胡同都听得见,比李多奎的调门儿还高。
走过了一个通往禄米仓的小胡同口,就是唐举人家,老街坊的晚辈称呼唐举人为“师爷爷”,称他的老伴儿为“师太太”,她也是个梳着旗头髻的胖老太太,挺富态的,但没有“多六老祖”的气派。
再往东是一个由山西人开的一间门脸儿的小铺,卖油盐酱醋、花生、汽水、烟卷儿,还烙烧饼、螺丝转儿。一天,让一个卖毯子的白俄偷了钱,掌柜的往东口跑向城根儿去上吊,街坊们一听全跑出来,从东口连说带劝给拉了回来。那年头谁家出点事儿,街坊们就跟自己家出事一样,特别是穷街坊们。
挨着小铺是个洋车厂子,厂子里头没一辆好车。掌柜的成天愁眉苦脸,手里拿着一把锉和一瓶胶水儿,补撒气放炮的车胎。这个车厂子和《骆驼祥子》里描写的“人和车厂”以及那个厂子的刘四爷没法比。这个厂子破、旧、暗、黑,车一拉进厂门您就瞧不见了,拉车的老街坊们收车后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吃、睡。
再往东是一个小红门儿,门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华北医院,门里面有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楼,这就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专治耳鼻喉疾患的高施恩大夫开的诊所。高大夫夫妇为人和善,一点儿没架子。高夫人和街坊们有来往,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二中,一个在育英读书,常和年纪相仿的街坊们一块儿聊天玩耍。在二中读书的那位和街坊们聊天时,介绍学生们为了抗日受军训。“七七事变”之后,高家离开了大方家胡同,华北医院的牌子也摘了,门框换了一块锃亮刺眼的铜牌子,上写“金公馆”三个字,听说是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占住于此,街坊们从未见过她,不知道她由哪儿钻进钻出。抗战胜利后,把金逆逮着了,有些小报报道金逆在监狱服刑、判决死刑和某日中午执行的消息,当记者们赶到时,已经在那天凌晨把她给毙了,后来登了一张金逆伏法的照片。
说了几家大方家胡同路南的一溜儿住户,再跟您说说从胡同东口路北往西的几家。靠近胡同中间儿偏东有条小方家胡同,它往北一直通到新鲜胡同。在这条胡同口西边是个很讲究的四合院儿,“七七事变”后,叫日本人给占了,老街坊们说日本人在这儿卖白面儿(毒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小牌坊胡同幼稚园迁到这个四合院,主任姓王。这个院子西边是个葫芦形的死胡同,一进葫芦嘴儿坐西朝东有个小院儿,再往里走就进了第一个葫芦肚,坐西朝东有一户在这儿住了二百多年的北京土着。这个葫芦肚两头窄中间宽,是胡同里外小孩儿们玩、特别是踢球的好地方,两头正好是两个球门儿。这个小胡同里头还住着一位公称的杨大爷,他过去在王府抬大轿,这位老爷子人高马大,膀阔腰圆,两只脚像小船似的,老人家看小孩子踢得有趣,按捺不住,上来就是一脚,脚到球破,可见他的脚下功夫,老爷子脸上挂不住,非要赔,孩子家长赶紧出来说这球原来就快坏了,早就该换了。那年头就讲究个邻里和气,自己怕丢面子,也怕别人脸上过不去。再往里走就到葫芦底儿了。底儿上有三个门儿,路西高台阶上是个黑漆门,住着赵尔巽的后人,当家老人是位清末举人,博学多才,老夫人懿范慈祥,待人宽厚,膝下有三个女儿,温文尔雅。另一个坐北朝南的门正好在葫芦底儿的中间,正对着葫芦嘴儿,所以胡同里的街坊们管这家叫“直门”。着名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傅惜华先生早年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后来搬走了,前面说过的杨大爷、儿童医院挂号的纪先生,还有另一位赵家先后在这院儿住过。还有一个门,坐东朝西正对着高台阶的赵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院住着相声名家罗荣寿先生,街坊说他是跟他舅舅赵蔼如先生学的相声,那时候罗先生才十来岁刚出道,穿一件新竹布大褂儿,在东安市场撂地,拿手的段子是《黄鹤楼》。他妹妹二水出嫁时,在院子里大办喜事,街坊们不论贫富亲疏都要赶份子,而且要坐席(吃喜酒),坐席主次以敬老为原则,您家再阔,如果年轻或辈分晚,也得叨陪末座,而且主位不离席,您不吃不喝也得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在那儿坐着,老北京人讲究为人要有礼貌。那院子还住着一家,有位中年妇女,大家公称“二姐”,有个弟弟叫运生,爱鼓捣矿石收音机,用耳机子听广播,那年头有钱人家才买得起收音机。
出了这个小胡同,往西走过两个小红门,一家是经营地毯公司的实业家,一家是孙教授,这两家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芳嘉园南口,芳嘉园是条通南小街的活胡同,从大方家胡同往北拐,走到尽头,先看见一座大影壁,对着影壁的大门就是桂公府了。桂祥桂公爷的姐姐是慈禧太后,他的女儿是光绪帝的皇后,老街坊们说这座府是凤凰巢。
出了芳嘉园南口又到了大方家胡同,往西走,路北有个黑漆门,那就是工笔大画家、以画马名闻遐迩的马晋先生家。北平沦陷后,这座文化名人的宅第被小日本给占了,日寇在胡同里开妓院卖白面儿干尽坏事,破坏污染了大方家胡同的古老文化和尊严。胡同里的老人们对年轻人说:走到那个门口,不许往里看,老人们走到那儿脖子一拧,吐口唾沫,还饶上两个字:“畜类”。
当年在大方家胡同还有一位没固定住处的人物———寿老师。寿老师原来是位私塾先生,人品学问倒没听说过有什么微辞,只听说这位老师书读得虽多,但有点食古不化,愈来愈不达时务,再搭上贫病交加,又没把子力气,只好以卖臭豆腐为生,左手挎个小竹篮,右手提了个装臭豆腐汤儿的瓶子。他不会吆喝,只是低着头佝偻着皮包骨的身子,靠着墙蹭着往前走。过去跟他念过书的学生在胡同里见了他,总是迎上去请安或站直了一哈腰叫声老师,赶紧把钱放在篮子里,因为不能让老师手背朝下接钱,然后再哈哈腰向老师告辞。老街坊们也不因为寿老师落魄潦倒而对他不敬,他们心里更佩服这些当众给形似乞丐的老师行礼,赞扬这些年近三旬的学生们有念旧之情、不势利眼、尊师重道的美德。一年深秋,太阳快落山了,远远看见寿老师裹缩着身子往东口走,夕阳照着他脑后几根稀疏白发梳成的小辫儿,我不知怎么心里一酸,眼前一片模糊。
眼下胡同里只剩下东口路南的几处平房,路北的房子基本消失了,新起了一片大楼,这些楼与南小街一带的总体环境以及对北边新鲜胡同的正白旗官学、觉罗宗学(遗址)和南边禄米仓的智化寺怎么才能和谐,那就得建筑学家们想辙了。
回忆往事,确实今非昔比,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原载于《北京晚报》文/喜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