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这自然是他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1629年，陕北突遭大早。十余年南明1流亡的悲歌间陕西，山西、河打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早。倒霉的是大早后，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加上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
此外，官员贪污，横征暴敛，百姓只能走一条路:造反!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
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电、商电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能信得过的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早期暴动的参加者，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应对，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
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得越来越少。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的粮食，“相聚成盗”。
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加入了王嘉胤的队伍。张献忠有待考证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输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这样自吹自擂过，有待考证)，但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平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当过差，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
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冲杀，他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并非农民出身，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的“城里人”。他生于陕西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圃川驿(银川川驿)充当驿卒。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驿站能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服务，是很有必要的的“公有”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的只有一两千两，县官扣下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
这点儿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建议整顿驿站。通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的时间，裁撤了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一一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成为明王朝灭亡的导火索一一明朝裁减驿卒，李自成也在其中，百般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为大明朝掉人历史深渊加了一把力。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聚起千余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几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李自成后来的妻子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