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人生苦短。一转眼,高中毕业已有四十六个年头了。上班忙的时候还不觉得,现退休了,倒时常怀念起我的母校来了。
那时的运河中学只有一个主大门向北,进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运中大礼堂”。礼堂为东西双坡屋面,砖木结构。向北的门头上方有一颗大红五星。建筑造型及规制与当时的县委礼堂基本一致,显得沉稳而庄重。我们经常在礼堂里听报告,上大课,看演出。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搞演出,我还与同班同学樊宋林登台表演了自编对口相声小段。有时也在这里召开批斗大会,也曾发生过被批斗的老师自残和自杀的悲剧。这礼堂,让我们收获过学识,得到过欢乐,同时它也见证了文革时期给教育事业造成的无序和不堪。
礼堂东西两侧的大道上栽有法国梧桐树,一直向南延伸。你只要沿着树影儿走,它就能把你领到教室、操场、食堂和宿舍。粗壮的树干,枝丫斜伸向蓝天,在路中央牵手拥抱,长年累月的庇护着树影下的师生们。成为校园随季变换的一景:阳春三月,几场春雨过后,枝头上慢慢的绽放着葱翠的绿叶,不长时间,叶片阔比掌大;夏日,叶片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就像一把把硕大的遮阳伞。当我们在操场或课间每每汗流浃背时,就会躲到这一排排大伞下。霎时你会觉得似火的骄阳不见了,只有 习习的凉风,不一会儿,身心骤爽;待到秋冬来临,,她会慢慢的卸掉卷曲的冗叶,只留下斑驳遒劲的树干枝丫,让阳光的温暖从枝丫间直泻大地,洒泼在师生们的身上。
礼堂南头紧靠着食堂,食堂门前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摆放几排木马凳架子,南侧不远的树上吊着那口每天都准时敲响的大钟。在每天的早中晚三餐的时间点,架子上就早早的摆放着排排方形木蒸笼。我们这些住校生,会把从家带来的大米或者地瓜等,在饭盒淘洗后放在蒸笼里,由师傅们抬到食堂里的一排大锅上蒸熟,再准时抬到广场架子上待同学们领走。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周的菜品就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瓶黑咸菜,整日一天到晚不见油星。再加上青年人好动,每每不到吃饭时间,早已饥肠辘辘。不由自主的惦念着食堂蒸笼里的饭盒,就盼着早一点敲响下课的钟声。
终于下课了,小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不住校的同学们经此涌出校门回家吃饭,教职工走向教工食堂,我们这些住校的男女生,个个面带矜持的紧步奔向那广场上的木蒸笼。在一排排冒着热汽散发着原粮醇香的蒸笼里,摆着大的小的、长的、方的、圆的、各式各样的铝饭盒、搪瓷碗,上面有的用红漆,有的用绿漆,有的用黑漆,还有的用钉子写着不同的名字或画上记号。大家围着蒸笼转着,瞅着,搜着,总会找到自己那个熟悉的饭盒,一路小跑回到各自的寝室美餐起来。这食堂,这蒸笼,还有这钟声,至今仍给我留下难忘的饭香记忆。
那时,运中有一大群优秀老师很值得我们怀念。他们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苏北教育来到邳州的。由于来自山南海北,讲课风格、语言表达各有千秋。像周雪英、王松贞、胡桂玉等南方来的女老师,讲起课来声音如黄鹂鸣柳,清新秀丽,婉转动听;教语文的宋晞老师,上课像如来普法,笑容可掬,声音洪亮;教物理的常永山老师在课堂上自信满满,笑口常开,口若悬河;教化学的王桂君老师,则是慢条斯理,循循善诱,入木三分。徐寿凯老师上历史课更有特色,记得有一次讲到帝国主义殖民瓜分的历史时,讲到激昂处,极速板书,声震屋顶,猛掷粉笔头,大有将帝国主义的餐桌立即掀翻的架势。此时,你若从此路过,从各个教室飘出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就像一首悠扬婉转交响曲,让你身不由己的想驻足侧耳聆听。
虽然还是文革中后期,但我们与这些老师关系都非常好。特别是高中的前两个学年,“右倾翻案回潮”,教师们难得相对静下来重执教鞭;我们也渴望从学工学农和批判会的缝隙中坐下来学点课本知识。老师的付出得到同学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我们班的同学集中起来,自掏腰包买了冰箱玉镯等礼物,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及家人。
我还怀念起我们的一大帮子同学。当年那个个生龙活虎的劲,那清澈的眸子,那笑声,那嗓门,那乌发,无不折射出青春的活力和羞涩。班长“孙猴子”在百米赛道上的爆发力,团支部书记张华在与新团员谈话时的严肃劲,学生会主席王亚东在黑板报上写出的那中规中矩仿宋粉笔字,生活委员刘景生发放粮票、助学金的那份细致,还有那位爱搞点恶作剧,绰号叫“东方神腿”的学兄,在“阴谋”得逞时的发出的一连串的坏笑……一幅幅,一幕幕,时常在脑海里回映。
前段时间,正值学校要放暑假,我突然有了要去母校去看一看的冲动。一天下午,夕阳西下,天边一片火红,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母校。现在已改为运河中学的初中部。我转着,找着,再也不见当年的礼堂,当年的教室,当年的食堂、蒸笼和当年的大钟……变了!所有的原始建筑都不见了!也不知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
转着转着,还好,学校在重建时,还刻意给我们留下一点原始记忆:在礼堂原址上新盖的那栋会议室,靠北门一端,还保留着礼堂的双坡屋面和大红五角星的建筑造型元素,西侧还保留了两排法国梧桐树,树上还象征性的挂着一口铁钟。我来到那颗挂着铁钟的树跟前,与它拥抱了一会儿,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像是见到了唯一还在坚守的老朋友。
我拿出手机,点出自拍,想再来一张毕业四十六年后的留影。突然看到屏幕里我,不觉又是一怔:这是我吗?刚入母校时的一头刺猬式的黑发,一张刚刚成人尚带稚气的脸,怎么成了如今似霜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时间哪儿去了?上帝还留给我多少时间?一丝悲凉一下子爬上心头,踌躇了半天,才不情愿的按下那令人感慨的一瞬……
这时候,一声似水如歌的声音把我惊醒:“爷爷,能不能让一让,让我也拍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妈妈接着说:“大爷,她今年毕业了,让我来专门帮她照几张作为纪念”。我看着那个小女孩,那满脸的阳光和对母校留恋的眼神,多么像当年的我们啊? 我让了让,又抬头看到了那一幢幢配备了远程教学的多媒体教室,那线条分明、绿草茵茵的阳光跑道,还有那已发展到四”个校区,仅初中部就有一万五千多在校学生的规模,还有那每年为全国各大名校输送的一大批本科生,他们又从各大名校走向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
哦!我知道了,这些,都是由母校当年的一代奠基者们,加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师们的接力,用“蜡炬成灰””的精神和一腔热血浇灌来的。人类的文明也是靠一代一代传递和缔造的。这也让我似乎找到了“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的答案,同时也有了老牛知晚自奋蹄的紧迫感……我又由悲转喜,满怀自豪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