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又叫骈体文，是和散文相对应的一种文体，它兴起于汉末，形成于魏晋，最盛行于南北朝，在初唐、中唐、唐末、五代、宋初时也盛极一时。古人语：两马并驾为骈，所以骈文最大的特点是用对偶的手法，讲究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句法、结构上也相互对称，词性、词意相互配对。从字数来看，在文中交替出现四字句、六字句，所以晚唐时又叫“四六文”，直到清代才叫骈体文。为了增强句子的文采和感染力，骈文还讲究平仄、用典、辞藻，在增强气势的同时，又兼顾委婉、含蓄、典雅、精炼。在骈文盛行的时代，骈文水平的高低，能直接反映作家文学水平的高低。
骈文极其讲究形式美，故而文辞精美，节奏明快，跌宕起伏，气势充沛，一篇好的骈文，读来令人惬意舒畅，尽兴不已。骈文或雄伟奔放如泰山大河，或小巧含蓄如苏州园林。骈文本脱胎于散文，可以说是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骄”子。但后来，在形式精美之路上越走越远的骈文，却成了后代许多文人学者反对、批判、打压的对象，从文学中的“骄”子，演变成影响文学向更健康、更宽广发展的“不孝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又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还是先从骈文产生的原因说起吧。
骈文，文学形式美的华丽表现
一、骈文产生的原因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体的区分并不严密，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中华大地呈现大分裂之局面，但文学却极其繁荣，《尚书》、《左传》、《春秋》、《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着作，既可以是历史着作，也可以是散文着作，还可以是哲学着作，甚至有些着作中，还包括教育、军事、艺术、养生、自然科学等知识。可以说，这时候的文学，是包罗万象，杂糅各种学问的大散文作品。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为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个浑厚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使得后来的文学家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出发，在某一方面更加精细化，进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高峰，为文学体裁的进一步分门别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作品不仅奠定了中华文学尚善、乐观的思想基础，而且《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楚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浪漫的色彩，虚词的大量使用，句式的自由灵活等艺术手法，也奠定了中华文学的艺术基础。再者，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各种学派，为了更有力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普遍在作品的艺术手法上进行雕琢，从而使得文学作品从浑然一体的局面向更加精细，华丽方向转变。另外，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为了在游说各国，宣传观点时提高说辞的感染力，也主动引导文学向重文采、重修辞、重气势方面转变。比如《孟子》、《劝学》、《墨子》、《谏逐客书》等作品。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文学由原来《尚书》一样朴素无华，缺少文笔的思想内容传递，向着既重内容，又重形式的方向大踏步迈进，这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诸子百家
最早写赋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况，有《赋篇》、《成相辞》等作品。他的赋基本上是四言，偶句押韵，托物言志。而宋玉的赋，则广泛使用四言、五言、七言，整中有散，铺陈渲染，气势恢宏。这又为赋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朝大一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国土广袤、自信强悍的汉帝国需要一种能与之相称的歌功颂德的文体，而赋的篇幅和那种铺张扬厉，讲究文采的风格恰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和春秋战国一样，诸侯王招纳文士的风气也催生了士人献赋的热情，所以汉赋成为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的汉一代文学。一大批优秀的汉赋作家和作品应运而生，例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枚乘的《七发》，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汉赋重铺衬渲染，对偶并列、词藻修辞的特点，但汉赋有时也有因为过于重形式上的光彩炫目，而削弱思想和内容表达的缺点。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汉大赋经过一段辉煌后，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汉帝国国力的衰落和朝政的腐败混乱，文学家面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多的危机感，也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汉大赋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重视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小赋则兴起，后来又向更善于抒情的诗歌靠拢。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建安时代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建安时代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英雄辈出”的建安时代离去后，建安诗风也渐渐被历史烟尘吹散。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虽然算一个统一王朝，但再也没有汉代那样的气度，政治上的黑暗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给国家发展带来深重的隐患，所以短暂的统一后，是再次的大分裂和大融合。而整个社会，则朝着士族垄断政治，追求奢靡享乐的方向发展，文学，也成为上层社会追求艺术享受的一个重要部分。
既然选择了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那么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变成了他们判断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在此环境下，文人士大夫对文学思想性的热情不断消退，转而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与文学创作风气转变相随的是，文人士大夫对儒家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的信仰进一步消退，而用老庄的自由洒脱和佛家的消极无为来面对社会。所以，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兴起并大力发展，而玄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文人思想的转变，进而推动文学向追求形式美和艺术性更快发展。
竹林七贤
以上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时代原因。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统治集团由豪门士族把持，形成“王与马，并天下”的局面，在这种“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沉闷、封闭政治气氛中，从西晋的政治黑暗、混乱到东晋和南朝的相对安宁和富庶，唯一不变的，是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面对北方政权的咄咄逼人和国家分裂，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他们既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有力手段，又没有主动改变的勇气，所以转而追求享乐和安于现状，在此环境下，他们对儒家思想主导下反映社会现实，传递进取精神的文学失去趣味，因为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能。所以他们也迎合玄学思想，追求清静无为和纵情享乐。因此，那种词采华丽，或歌功颂德，或描写山水的文学受到他们的追捧和提倡，从而有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六朝时期，骈文产生的土壤已经非常肥沃，骈文的大发展，也就水到渠成。
太康诗风的兴起，是诗歌骈文化的有力表现。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潘岳和陆机。他们和其追随者的诗风，完全没有了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健硕激越，而是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词采华丽、诗风繁缛、讲究对仗，大量用典。比如陆机的《君子行》：
于穆予宗。禀精东岳。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繇洪绩。惟帝念功。载繁其锡。
其锡惟何。玄冕衮衣。金石假乐。旄钺授威。匪威是信。称丕远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极。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陆机善于用典、用对偶、句式整齐，声律谐美、辞藻华丽的特点，是骈文诗的典型表现。可以说，从太康时代起，诗风由朴素到华丽的转变，是骈文的先河，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陆机的文学创作理念，更在他的文学理论着作《文赋》中有很好的说明。
陆机图片
首先，陆机的文赋本身就是一篇精美的骈体散文。其次，《文赋》详细说明了陆机对文学创作的构思、情感、艺术想象、形式美等观点。虽然在文章末尾，陆机也阐述了文学的思想价值，如“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殆则于来也，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絃而日新。”一段，但从总体看，重点还是怎样创造美，怎样让文学作品成为一件让人惊叹的完美艺术品。如“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的《文赋》直接反映了骈文追求形式美的特点。
到了东晋，沈约的《四声八病》说诞生以后，重形式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标准。骈文的创作，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所以，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的特点，也是六朝诗风和散文创作全面骈文化的特点。这时候的骈文，完全达到了高峰。比如鲍照的《舞鹤赋》：“冰塞长河，雪满群山……感寒鸡之早晨，怜霜雁之违漠；临惊风之萧条，对流光之照灼。”江淹有《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颖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
江淹和《别赋》
就连在某些方面反对沈约的刘勰，其文学理论巨着《文心雕龙》，也是一篇骈文作品。比如文中句子：“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骈文在艺术形式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让骈文并没有因为六朝的结束而彻底走向消沉，一种文学形式既然已经高度成熟，它就具有非常大的韧性，从思想和行动上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绝不会因为政治变革而随便消逝。
所以在隋朝、初唐的宫廷文学中，由于一大部分官员和文人来自于南朝，他们仍然继续南朝的文学创作传统，骈文仍有很大的市场。就是反对六朝体，提倡文风个性的“初唐四杰”等，也有大量的优秀骈文作品。如大家熟知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其中“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句子，文笔华美，对仗工整，用典繁多，典型的骈文形式，读来极有画面感和享受感，让人不得不佩服王勃的文学天才。
滕王阁
纵然到了经过古文运动洗礼后的晚唐，骈文仍然光彩夺目，比如杜牧的散文名作《阿房宫赋》中的句子：“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从质朴无文到文采精美，是文学作品走向艺术化，增强感染力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结果。想一想，如果文学完全没有艺术性，那么与公文有什么区别，怎么会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内容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魅力，获得美的享受和感染呢？再者，艺术手法本身也能增强说理性，能把文章的内容表达得更清楚，对人的启发更深刻。
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歌德。没有了形式的吸引力，文学作品就像枯木一样没有生机，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正因为历代文学家在文学形式上的努力，才有了骈文在形式美上的巨大成功，才有了一篇又一篇文辞精美的传世名作，才有了格律诗，才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所以，这是文学的大幸，也是骈文的独特贡献。
那么，既然骈文有这样的贡献，为什么后来文人士大夫，又极力反对骈文，视骈文为文学发展中的“不孝子”呢？
二、文人士大夫反对骈文的原因
（一）骈文自身的缺点
骈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对偶、用整齐的四六句式、讲究声律、辞藻华丽和讲究对偶，这本是文学作品艺术性高度发展的结晶，但物极必反，过分追究形式美，让骈文渐渐走入晦涩难懂，华而不实的桎梏，比起《诗经》、《汉乐府》等通俗易懂的文学，人们在骈文中只看到华丽的辞藻等，费尽周折弄清楚写了什么意思后，却不能给人思想启发，只看到上层社会对娱乐、消遣的追求。这对下层百姓来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就是对于有一定文学水平的有良知的文人来说，当作品缺少思想的厚重性，那么外表的华丽，也会让他们没有回味的价值。纵然有些骈文本是通过形式美来提升内容的吸睛度，但当形式美过于凸显，内容也会被形式掩盖，给人以浮躁和轻佻之感。
追求享乐的南朝贵族
再者，把写骈文完全当成艺术享受和消遣娱乐，长久下去，也会消磨人们的进取意识。让统治者更加无心于治理国家，正视社会民生。让文学创作者沉迷于文字游戏，而忽视通过文学作品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自我道德水平的提高，进而成为没有社会责任感，只关注自我利益的追名逐利之徒，要么成为投统治者喜好的“御用文人”，要么成为靠文字华美受人追捧的“时尚一族”。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和书画等一样的艺术品，但文学更重要的价值，恐怕是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所以，当骈文全面走向“务虚而不务实”的道路时，它的缺点便被进一步放大，自然成了反对的对象。
（二）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
骈文在六朝时极度繁荣，导致整个社会走入追求浮华、奢靡的坏风气。老庄思想过渡兴盛，而儒家思想被边缘化的现实，直接导致南方政权在与北方强敌的对抗中血性不足，进取意识越来越衰弱，最终随着隋王朝的一统天下画上句号。当然，这并非全是骈文之过，而主要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
唐王朝毕竟不像六朝一样，由士族豪门把持朝政，他开放、包容的姿态，隋朝开创，唐朝大力发展的科举制，使得许多寒门子弟有了进入政治集团，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所以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思潮便慢慢在有责任感的文人心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六朝文风的浮华萎靡，他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做些事，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人生价值。
唐代科举出榜
（一）第一次文风革新
第一个站出来明确反对骈文，提出自己文学创作主张，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陈子昂。面对六朝诗文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颓废浮靡，陈子昂明确提出复兴“汉魏风骨”，重拾先秦两汉文学寄兴传统的主张，大力进行诗风改革，用诗风的改革带来文风的转变，进而用文风的转变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例如陈子昂的《感遇十八首》，就很好表现了陈子昂关注现实，摒弃浮华的文风。这本质上是“文以载道”传统的回归，只是陈子昂没有成熟的提出来而已。当文学家有了社会责任意识，并努力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便是儒家思想回归的标志。在陈子昂的倡导下，一大批文人积极响应，才迎来了健硕豪迈，风格多样的盛唐文风。
的确，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让六朝文风和骈文创作渐渐退出了文学舞台。儒家主导，佛道两家思想共同兴盛的盛唐，是一个文学上真正大繁荣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代，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等，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而面对社会矛盾，统治者要么无心解决，要么无力解决，这使得唐王朝再次走向追求奢靡浮华、逃避社会现实的死胡同，佛道两家思想再次占了上风，儒家思想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六朝骈体文重新抬头，而文风的转变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中晚唐贵族享乐图
（二）第一次古文运动
面对此情形，得益于初唐的文风变革和盛唐时期留下的优秀传统，韩愈、柳宗元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学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文风改革，用文风改革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扭转政治走向，让唐王朝走出颓废不振的死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关心现实，心系天下的优秀传统，所以韩愈、柳宗元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
“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倡导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口号，以儒学复兴为内容，大力推崇先秦两汉散文，旗帜鲜明反对六朝骈文。的确，比起骈文，韩柳等提倡的散文，更加注重思想内容和个人情感的抒发，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体裁，促进了文学创作中创新精神的培养，让文学创作更加自由，内容更有思想价值。其通俗易懂，关心现实等特点，也让文学有了更广泛的读者，而不再是囿于宫廷和一部分文人的消遣品。其意义，绝不是一次文风的转变和文学的发展，更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
但是，在中唐宦官当权、藩镇左右朝政走向的时候，统治者纵然有心变革，也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失败，那么文学面对政治，其脆弱性更加明显。所以，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柳宗元等先后被贬官，古文运动在取得成功后，又在晚唐时候被骈文打败，骈文重新占领了文坛。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政治原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面对更加深重的社会矛盾，再也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沉迷骈文带来的短暂享受中醉生梦死。留下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晚唐绝唱。
（三）第二次古文运动
到了五代和宋初，浮靡华丽的骈体文风在晚唐基础上再度泛滥，就像前蜀文人牛希济说的：“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面对此情景，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认为不能继续让这种浮靡华丽的文风继续左右文坛和社会风气，所以再次站出来反对。这其中的先导者，当属北宋的王禹偁、柳开，但他们的“文道合一的古文倡导，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形成强大的力量，面对骈体文的衍生体——杨亿、刘筠等代表的西昆体时，显得微不足道。而到了宋仁宗时代，古文运动才真正对骈文形成压倒性优势。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和三苏、王安石等中华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人物，集体出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形成了强大的阵势。比起韩愈、柳宗元极其追随者面对中唐朝廷的黑暗，宋王朝总体开明的政治和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提高，使得仁宗朝的文学家们在进行文风改革时，面对的政治压力明显要小得多。
政治开明的宋王朝
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在仁宗时期，乃至整个宋代有无法撼动的地位，所以也成为了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
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有以下特点：一、有意把诗文革新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结合起来，使诗文革新主动为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北宋的古文运动引向更加自觉和深入。二、提出具体的作文要求——简而有法，流畅自然，提倡创新。三、重视文学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功用，故而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四、利用自己在朝廷的影响力，改革科场弊端，罢黜四六体文章，打击晦涩难懂和空洞浮华的骈体文。五、大力奖掖后进，形成比中唐韩柳古文运动集团更加强大的文风改革群体，为文风改革提供了人才支撑。
由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有很大的政治保障，所以取得明显的成绩。这从欧阳修和后来宋代文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散文《喜雨亭记》等，再也看不到骈文的浮华风格，而是清新流畅，将写景、叙事、抒情、说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既有文笔之美，更有内容之实。
到宋哲宗时期，得益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的成就，王安石、苏轼等人将古文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提高了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现实实用性和性情自然抒发，而不拘泥于辞藻，故而达到“有为而作、随物赋形”的艺术和思想内容的双赢。
苏轼《喜雨亭记》图片
纵观古今，宋代能在唐代已经将诗“写尽”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开创出和唐诗一样光彩夺目的宋诗，又在五代基础上进一步将词发展壮大，成为宋一代文学，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彻底性和持 久性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宋代散文以平淡为美，平淡而不枯燥，平淡中有自然和洒脱，有对历代散文成就的集成和各种文体的融会贯通，取得十分耀眼的成就，也再次说明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就。
宋以后，再也没有像唐宋一样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所以只能在唐宋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和适当改进，却难以超越唐宋的高度。当然，元代散曲，明清小说的成就也成就斐然，而这更多的是政治变革和文学自主发展的必然。
但是宋以后，骈文再也没有六朝和唐宋时代盛极一时的繁荣，他和散文的关系，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容，而是从对立走向统一。骈文没有再次霸占文坛，但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把它在文学形式美上取得的成就，深深地融入到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艺术美的一个重要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六朝时那样的骈文，但仍然有文笔秀美的散文佳作在当代不断涌现，这不能不说是骈文的贡献。
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只有内容没有形式，则流于质朴无味，甚至词不达意，必然影响内容的表达和说理的效果，也不会吸引读者。而过分追求形式，则又会出现骈文浮华藻丽，甚至晦涩难懂的弊端，要么空洞无文，要么形式掩盖内容，没有内容的丰实和思想的深度，久而久之，自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大众，失去生存的土壤。
骈文，从文学发展的“骄子”到“不孝子”，再到逐渐融入散文等文学形式，让文学作品达到内容美和形式美的高度统一，我们明白了骈文产生的原因，看到了它的价值和弊端，所以，我们期望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看到更多内容丰富、思想鲜明、反映现实，又文笔优美的佳作不断涌现。这样，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永远是一种有思想价值，不同于寻常艺术品的人类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陆机《文赋》
刘勰《文心雕龙》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